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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开喝酒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天黑下来，翠翠心里越来越怕。她心想：“假若爷爷死了？”在她左近有两个水手在用粗话谈论一个妓女，听他们说，那女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42）。正在这时，傩送来了，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祖父。但他却无意冒犯了翠翠，因为她以为他口中所说的“家”，便是附近的妓院，因而错把他的好意看成轻薄之举。
在这段情节中，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逢被描写得既有浪漫的天真，却也有浑然不觉的凶险。他们的爱情故事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始于一见钟情，而是发生在翠翠担心爷爷可能不测的恐惧时刻，其间还伴随着妓女和水手的打情骂俏，有关妓女父亲凶案的闲言碎语。而傩送此时出现，看上去尤其来意不善。这是翠翠情窦初开，对爱情启蒙的一刻，但如此一刻沈从文写来却是既柔情似水，又阴霾处处，既有纯真的盼望，又有色欲的阴影。翠翠在期待与兴奋中体验到爱情最初的感受，但其中又笼罩着误会、暴力和死亡的阴影。翠翠生来就在幸福和痛苦的交叉点上。她的父母在她出世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自杀身亡，而她也间接导致了傩送的哥哥天保溺水而死，以及她祖父的过世。沈从文意欲用最纯洁的形式描写爱情，但他却无法回避萌生爱情的原初状态里，已经藏有的不洁因素。沈从文田园浪漫故事中的这种不祥因素，无论称之为“无常”、“宿命”或其他，最终积蓄成一种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打破了静谧的封闭环境，延宕着人际关系的完满，并且颠覆了叙事的自足表现。
以往批评者努力要去除《边城》乌托邦世界的神话色彩，试图强调翠翠和傩送之间无法跨越的经济障碍（43）。中寨王乡绅家的大姑娘有一座崭新的碾坊作为陪嫁，相比之下，翠翠除了那只破渡船之外一无所有。整篇小说之中，傩送、天保和镇上居民们不断提到渡船和碾坊，两者隐喻着互相冲突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有评者怀疑翠翠父母的自杀也可归因于封建传统的横加干涉。这些评论历数决定小说人物命运的社会/经济因素，也许言之成理，但如此一来，他们很容易被诱入另外一种决定论——社会、经济的宿命论。因此，他们与他们要攻击的田园宿命论者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边城》企图描画出一个抽离时间和历史的理想所在，但威胁其自主性的终极因素还是时间——变更、延伸、延宕着人生种种活动的时间。我前面已经说过，沈从文如何应用“迭代叙事模式”来召唤一种田园诗般的神话节奏，以及他如何试图把人生的无常安置在命运的框架里。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放在时间的语境中再加以梳理。边城茶峒被有意写成桃花源，其居民“与外人间隔……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44）。时光的流转通过岁岁年年的龙船竞赛和其他节庆来标明；生老病死也早形成自为的循环，有别外边世界的认知。
但尽管有着这种明显超越时间的静谧状态，随着故事发展，有些事还是让老船夫和翠翠为之烦恼。对于老人，女儿及其恋人的悲惨往事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他忧虑孙女的未来。对于那女孩，身心成长的神秘体验带给她恐惧和期待。一旦翠翠和祖父意识到青春、衰老的冲击及后果，时间所表现出的流程就不再是循环而已。如叙事者所谓：“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45）老船夫去看新碾坊，镇上人们议论翠翠的家世经济背景，做媒的突然来到，这一切不期然同时发生，彼此交汇。
另一个重要事件当然是两兄弟晚上隔溪的情歌示爱，他们相约翠翠对谁应声，谁就是胜者。这竞赛却不了了之；天保听到弟弟的歌声，自知不敌，尽管弟弟要代他唱歌以使比赛进行，他却退出了。沈从文有充分理由把这个场景变成情节转折点；长久以来他就对湘西山歌对唱的习俗深深眷恋。通过情歌，青年男女相识相恋而后结为伴侣；通过情歌，沈从文对于田园浪漫的憧憬达到诗意的顶峰。如果说沈从文的抒情理想结晶为少男在月下向少女吟咏歌唱，那么天保和傩送本应以唱歌决胜负的场景，却是一次半途而废的竞赛。正如田园情歌不能再平复翠翠和两兄弟在时光流逝中遭遇到的烦恼，在书写的场域里，抒情诗歌也让位于写实叙事。
小说的倒数第二段这样写道：“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46）当田园牧歌和梦幻都已褪色消逝，人只有等待，在悬而未决中等待。于是有了小说令人焦灼不安的结局：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47）
翠翠日复一日地摆渡已不再能带来自足的感觉，反而体现出她无限延搁、等待的处境。翠翠在时光之流中来回摆渡，既不上行，也不下行。等待和盼望成为她最后的姿态。她期待，也不能期待，最后的救赎。翠翠的等待，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或为沈从文提供了借口，回避人性不完美的现实，或甚至中国在历史暗影下不可测的未来。但翠翠的等待也反映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悖论。恰如翠翠的等待，沈从文面对苍茫世事，只能寄情于书写（而非身历其境的歌唱）、叙事（而非晶莹剔透的诗歌），来托付他的心事。他何尝不明白，在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爱人，原乡，真理——“回来”之前，书写（writing）只是一种等待（waiting），叙事只是时间之流的摆渡。
在《边城》看似平静的叙事之下，我们体察到沈从文深沉的忧郁。这部小说令人感动，不仅因为沈从文以湘西风光为背景，讲述了一则浪漫传奇，而且也由于他在讲述的过程里不能不指涉到传奇的另外一面。沈从文的乡愁有三层意义。首先，理想的原乡既然总已不再，沈从文的乡土写作不论多么用心，只能是原初的想象性的替代和移位。这往往更令我们想到文本的虚构性而非现实性。《边城》善于写梦，而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梦幻之作。
其次，这部小说突现了书写（写实主义）的条件。当“迭代模式”逐渐为线性序列模式所取代，整体性的叙事框架缩小至单一事件，《边城》的抒情意旨必须让位给写实诉求——神话消失处，历史出现。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愁所带来的忧伤不仅关乎乐园的失去，也关乎书写那丰富饱满的“原初”的不再可能。
最后，如果说理想中的湘西是仅存在于沈从文想象中的风景，那么哀叹它的丧失就有可能变成自怜自悯的行为。换言之，在沈从文的乡土写作中，乡愁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目的。与此相应，让沈从文的读者魂牵梦绕的可能未必是故园本身，而是他或她读出失去故园的那种感觉。从未存在之物，恰是我们的神往之物。当期待和乡愁交集一处，正是“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交织出《边城》的魅力。
沈从文在一九四〇年代初写作《长河》时，正值中日战争的高潮阶段。像《湘西》一样，《长河》的动机在于历史。沈从文想要“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48）。沈从文怕他所展现的场景太过痛苦，读者因而却步，所以特意在写实之外，添加“一点牧歌的谐趣”（49）。结果是一个风格混合的作品，一方面令我们想起《边城》表面的圆满意蕴，另一方面却不断提醒我们《湘西》那种凶险的历史忧患之感。
《长河》书影
《长河》的故事发生在辰河岸边的一个小镇吕家坪。正像《边城》的前两章一样，沈从文先呈现出小镇的全景，然后才聚焦到一小群居民身上。他在概述吕家坪的生活时，采取了《边城》开头特有的“迭代模式”。但两部小说的开头氛围迥然有别。茶峒初看上去“宛如”居于时间之外的现代桃花源，而吕家坪已经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动荡的苦涩流转。曾经制造出边城的亘古静谧气氛的“迭代”风格，在此被用来写出了有限时间内湘西世界的嬗变。如此写来，沈从文悄然降低了这种风格的语义内蕴，使之不再能表达神秘的时光循环，而代之以真实时间中繁复参杂的人世变貌。
小说的第一章题为《人与地》，颇有与《湘西》相通的历史关怀。沈从文这样写道：“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50）水手们如果经受了水上的考验，现在还有机会在岸上发迹。那些特别走运的水手在江上运输货物，在陆上买地务农，皆可赚钱。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宅院，跻身于乡绅阶层，送子弟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受到进步思想启迪的年轻一代，很快变成父母们的骄傲同时也是负担。到毕业时，他们或许学无所成，但从表面看来，他们成了知识分子、改革者和解放者。他们力争婚姻自由，但从不拒绝送上门来的嫁妆和婚约；他们看不起自己的老封建父母，但心里念念不忘他们的遗产。他们最终或者在地方上当了官，成了当地名流，或者离乡去参加革命，被捕被杀，重归于土。当沈从文嘲笑这些新青年时，他同样也极力批判农民和士绅，正是他们的顽固和偏狭形成了保守势力，阻碍着进步力量的脚步。
就人物和情节而言，《长河》和《边城》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边城》中的人物，如老船夫和翠翠、傩送和他父亲，在此皆有对应。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满满和夭夭，前者是个老水手，在经历了水上生活的起起伏伏之后，栖身于滕姓祠堂，后者是滕长顺最小的女儿，滕长顺曾是一个忠厚的老练水手，如今经营着自己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