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伏伏之后，栖身于滕姓祠堂，后者是滕长顺最小的女儿，滕长顺曾是一个忠厚的老练水手，如今经营着自己的航运事业。就像翠翠和她祖父那样，夭夭和老水手之间也怀有特殊的情感关系。但老水手不同于翠翠的祖父，他并不担心夭夭的婚嫁，因为她已许配给在外地念书的一个年轻学生。但令他担忧的却是更广大更模糊的事情——这个镇子和这条河流的未来。夭夭的生活无忧无虑，除了偶然有个小官僚或士兵会烦扰她。尽管周遭的社会政治情形无常难测，一切似乎都还恬静。
《长河》没有写完。根据沈从文本来的计划，小说应包含四卷；目前的版本只有第一卷（51）。夭夭、老水手和吕家坪会有什么遭遇，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但种种蛛丝马迹都指向一种可能，即小说的结局将是灾难降临吕家坪。
为什么沈从文没有完成这部小说？战时生活的颠沛流离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还有其他的可能。据说这部小说暴露出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农村在道德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衰败，所以受到审查制度的打压；当小说于一九四三年首次问世时，就被删除大量词句。另一方面，湘西未来的不祥之兆，可能让沈从文难以接受，也使他无法亲手写出它的末日。因此对于沈从文而言，《长河》未完既意味着一种政治姿态，用缄默来“说出”他被禁止说出的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审查，以文本的缺席抵挡已经可以预见的创伤经验。
除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从“想象的乡愁”的角度思考这部小说未能完成的因素。沈从文的小说一向有抵制“完成性”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技巧上的缺陷，而是表现出审美和意识上的自觉。如《边城》的结尾，翠翠无休无止地等待爱人的归来，又如《萧萧》的结尾，萧萧舍弃成为“女学生”的愿望，坠入传统母亲/妻子角色的循环。此一问题可由两方面切入回答。一方面，沈从文向来怀念原乡的失落，他的小说理当努力填补现实的缺憾、记忆中的匮乏。但《长河》的未完却恰恰表明了叙事的中介位置，暴露原乡写作总是有所不及的遗憾。另一方面，《长河》的未完也可能刻意展现了（叙事）欲望的开放性，借由延宕、中断来质疑历史或道德机制在形式上的封闭性。
这两个方面又互为表里，以一种独特方式展示出沈从文描写故土和乡愁的辩证层面。既然湘西已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它也是由幻景和语言构成的梦土，沈从文还乡的渴望便开启了无尽的欲想和绝望的锁链。他无法完成还乡之旅（恰如他不想完成他的书写长河之旅）；抑或他根本不想那样做。无论如何，乡愁的吸引力来自故乡和原初的步步后撤，难以企及。未完或不完整在这里变成一个重要的象喻，指涉沈从文乡土主义的局限和策略。
据此，我们可以把《长河》未完成的形式看作历史偶然性和审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不是为了给《长河》的艺术缺陷寻找借口。我只是提出，鉴于沈从文乡愁话语的审美和思想内蕴，这部小说的缺憾或许远比表面原因复杂。而《长河》不完整的形态也反讽地揭露了沈从文乡土小说最引人争议的方面之一：他的乡愁可能其来有自，甚至先于原乡的丧失。换句话说，乡愁是“先见之明”的因，而不是时过境迁后的果。我把这种表征称为“期待的乡愁”（anticipatory nostalgia），意指在所拥有的事物尚未失去之前，沈已经“向往着”思念事物失去以后的悲伤。
“期待的乡愁”居于沈从文乡愁的想象图景的核心，因为它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乡愁更能指明“丧失”和“残缺”的吊诡意义，也因为它更加诉诸想象作用。在《长河》中，叙事者沈从文不是唯一预先为吕家坪的衰败而忧伤难过的人。老水手满满或许也料到了镇子的未来命运。在这方面，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当然是老水手和镇上人议论新生活运动的到来。
这个场景本身是一场绝妙的独幕喜剧，开始于老水手和另外两个乡下人及一个妇人间的闲聊。他们漫谈着最近发生的奇异事情，很快就卷入到“新生活”就要到来的传言之中（52）。他们对于这场政治运动一无所知，只是望文生义，把它看成一个强大的东西。他们谈着谈着，新生活的形象从领兵打仗的将军，一个理论家，一个委员司令，变成了一个庞然怪物。新生活带着机关枪、机关炮和武侠小说里的六子连、七子针，是个飞毛腿，又是千里眼。“他”肩负神秘使命，但最有可能的是他要去云南打瓜精。至于新生活要在吕家坪干什么，还不清楚，但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就是农民们的猪要被抢走，乡绅要被逼捐钱，我们的老水手也要丢掉他看守滕姓祠堂的活计。
这个戏剧段落充满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在狂言妄语之中，“新生活”这场原本旨在改造中国民众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的运动被嘲弄殆尽。沈从文同时夸张乡下人如何通过联想熟悉的经验，把新奇事情融会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他们从自己固有的观念系统中择取迷信偏见、陈词滥调、古旧箴言和流言飞语，编造出纯属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在这个段落中仍隐藏着其他内容。它在漫不经心之中传达出了潜隐在乡民心底的一种匪夷所思而又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随它无名无姓，或叫作“他者”、“不在场的历史”，或是“新生活运动”，这种力量使人们预感到即将发生的巨变，料知他们将要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他们因此开始用怀念的心情回味当下生活，虽然那生活原本未必如此美妙。他们有了“期待的乡愁”，倒不是思念已经失去之物，而是预先想象、眷恋可能将要失去之物。
因此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沈从文写道：“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但同时他看到“两个女的（夭夭姊妹），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藤菜叶，自在从容之至”（53）。老人为这帧纯真静谧的画面感到黯然神伤。事实上，老人的不祥之感成为整个小说的主轴，回旋不已，为正在发生的事蒙上一层阴影。他是个懵懂的先知，对于未来知晓和感受得太多；但有时他又是个不自觉的颓废艺术家，在看到世界濒临覆灭前片刻的回光返照，对于美的感知才变得无比强烈。
另一方面，沈从文不遗余力地描写那些即将威胁吕家坪生活的邪恶势力。小说的中间部分描写一群军官和当地官僚，他们不断以买橘或筹款为借口来骚扰夭夭和她的家庭。《边城》强调的是滋生于原乡内部的异己因素最终导致了灾难；与之相比，《长河》更突现出外来势力如何一步步渗入到吕家坪的领地，诸如军队、贪婪的政府官员、现代教育者，尤其还有新生活运动。从小说中已经述及的内容来判断，沈从文应该还有更多题材要发展，像新旧价值的冲突、军队和政治运动变本加厉的入侵；抗战爆发前乡村生活的艰辛；以及夭夭——吕家坪纯贞和天真的化身——的被辱。
在《长河》的倒数第二章，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骤然停止，夭夭的哥哥三黑子及时出现，制止了三个保安队士兵对夭夭的调戏。最后一章题为《社戏》，通过集中描写人们怎样准备一年一度的社戏，调转了情节线索。如同《边城》中的龙舟赛一样，为期六天的社戏不仅是镇上的娱乐生活，也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意味的节日。沈从文怀着极大兴趣来描写当地居民如何换上新衣，搬着板凳赶来看戏；乡绅和官员如何在演出开始前主持祭神仪式；观众们如何一边看戏，一边笑闹，聊天，争论，吃喝，四下走动，甚至忙着找地方排泄。时间终止了。士兵和村民坐在一起，观赏同一出戏；观众们被剧情吸引，感到自己也成了戏里的角色。每个人都沉浸在忘却一切的氛围之中而不愿醒来。至少是暂时的，这一章让我们想起《边城》开头特有的神秘浪漫场景。
但老水手和夭夭都提早离开了戏场。我们再看到他们时，他们正在一条船上议论远山野烧的壮丽景象。天空一片红光，船缓缓移动，笑声从村里远远传来。夭夭被这美景感染，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54）然而老水手不这么想，他说：“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碎，好花容易冻死，——好人不会长寿。”（55）由此我们又一次察觉到沈从文“期待乡愁”的想法。好看的事物值得我们频频回顾，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会长久。老人和少女很快忘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三黑子加入了谈话，他们放任自己胡思乱想起来：“要是三黑子当了主席会怎样？”“我当了主席如何如何。”“不说这些，去捡野鸭蛋去，城里人说是仙鹅蛋，肯出高价。”小说（至少是第一卷）的结尾是夭夭的请求：“三哥，你做了主席，可记着，河务局长要派归满满。”（56）
由于《长河》未能完成，“将来”真正发生了什么，自然无人知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高潮段落使用了一种虚拟的叙事语气。无论幻想如何不着边际，只要结果还没有来临，就仍然延续着我们的希望。沈从文让《长河》成为未竟之作，也就悬置了故事的当下发展，也挑起了无尽的猜想。这种收束方式突现了“期待的乡愁”话语中的悖反之处。“期待的乡愁”的魅力在于预知事物消失的“先见之明”，以及预支悲伤情绪的能量。品味这种忧伤的最佳方式，因此是不断延长正在消逝的现在，而非快快结束。一般乡愁通常都以故乡或心爱之物的丧失为前提，“期待的乡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只有当心爱之物仍在，却又含纳在“假设”即将消失的条件之下，“期待的乡愁”才会油然而起。
表现“期待的乡愁”所必须的，与其是经验材料，不如是想象力。期待的乡愁巧妙地证明了叙事如何构造了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