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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兵士、民案的反叛故事，编入以后任何一个集子？因为内容太“红”。材料都是听来的，能加进我个人体验的东西太少。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平使我不能满意，我是个作家呀）
但是，这些小说的发表，在1933年里仍然十分显眼。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从皮肤到心脏都是新的”①，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有的说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他也受到一些批评，韩侍桁便说他的作品“切成了断片看，那仿佛是描绘得很真实而有趣，而用它们构成一个整个的东西，则像是堆在一起的不粘固的沙砾”。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只能看见现象的描绘”。“《老人》是他全部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②。沙汀后来认为，侍桁的意见“算是搔到了痒处”③。他在紧张地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④。
尽管如此，韩侍桁还是把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称他为“1933年的新人”。
“左联”内外
这“新人”一边写出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一边在“左联”领导下从事活动。他写作的政治热情与活动的政治热情，在他加入“左联”的头两年里几乎同时高涨。就在写《老人》的那月里，3月3日，艾芜在杨树浦工人区被捕。这个消息是周扬通知他的。
艾芜在“左联”内部入党后，被大众文艺委员会派到沪东去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他在涟文学校教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间教恒丰纱厂的工人，凌晨到申新六厂的厂门口看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活动，星期日走访工人家庭，忙得没有任何写作时间。见到沙汀主要是借饭费，每月六元就够维持了。他这次是在曹家渡一爿绸厂里被预先埋伏好的便衣抓去的，同时被抓的还有五个工人，一起关在南市的上海公安局拘留所里。本来是涟文学校的女教师周海涛在学校先行被捕，艾芜听说出了问题，跑到绸厂去通知做女工的周海涛的妹妹周玉冰及其他工人，结果自己也被捕了。
周扬估计艾芜身份不会暴露，便叫沙汀设法把人保出来。不久又交来五十元钱，说是鲁迅先生听说了，表示关切捐助的，可以用来延请律师。这时，艾芜他们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第三监狱。沙汀与任白戈到公共租界史良及其舅父，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一起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当时的史良已经以热心为政治犯辩护出名。她听说了艾芜的情况，认为可以设法。她住在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沙汀为了营救朋友，曾多次到她家里去打听事情的进展。
艾芜的被捕是当时左翼文化界受到高压的一个表现。这年5月，丁玲、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很快遭秘密枪杀。9月，楼适夷被捕。10月，潘谟华在天津被捕，同时政府秘令查禁普罗文学作品，封闭进步刊物、书店。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就在6月遭禁。在这样的形势下，沙汀跟着周扬，反而加强了在“左联”内部的活动。
他与周扬曾到窦乐安路附近一个小弄堂去过两次，见到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这些“左联”成员。关露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她与周立波、徐懋庸、司徒乔都熟识。后来司徒乔从美国回来，她约在一家广东茶室吃点心，周扬、沙汀也在座。司徒在席间给沙汀画过一幅很不错的画像，可惜“八·一三”逃难时丢失了。蒲风、任钧是诗人。任钧就是“卢森堡”，瘦瘦的，人很清秀。张耀华，是社联的，与沙汀同住在一个弄堂。
6月间，周扬向他提出做“左联”常委会秘书的事，他同意了。丁玲等被捕后，“左联”的工作主要落在周扬身上，是党团书记，又是“文委”成员。周随即给他送来一筐“文件”，让他保管，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些手稿。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周扬和管组织的彭慧。那天茅盾到得最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这个“提携”过他的“五四”作家，瘦削，儒雅，喜欢很快地目夹着眼睛，操着浙江口者，是那么健谈。两人马上谈起创作问题，谈起《幻灭》中男女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种种思想变化，茅盾讲了不少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的见闻。
在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他鼓励我写个中篇。并且，他不是一般的鼓励我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从谈话中他知道我有些胆怯，怕写不好。他认为如果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短篇，较为省力。而这样的中篇，在国外也较常见。接着，他还举了一个已经介绍到国内来的中篇作例，可惜书名已经遗忘。①
两年后沙汀为良友图书公司写的一部以川北中小地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中篇《父亲》，其动因便可追溯到这一次会前的谈话。这部中篇本来良友在电话里答应预支稿费，沙汀写来也很顺手。《某镇纪事》这个独立的片断，很快完成了。但等到沙汀亲自去书店询问，才知道对方错把“沙汀”听成“巴金”了。当然巴金的名气要更大一点。沙汀处于经济紧迫之中，不能预支稿费，这部中篇便宣告流产。后来根据这个构思还草成《干渣——老C的自传断片》、《一个人的出身》，都作为短篇“出售”。不过，到了四十年代，沙汀究竟实现了茅盾鼓励他创作长篇的期望。
4月刚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来住的鲁迅，从家里踱过来开会，是极近的。像这样面对面地看着瘦小而矍铄的先生，这也是第一次。等人到齐后，大家讨论起“左联”内部刊物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两个问题。鲁迅先生这天谈得不多，他讲话吸烟时那种简洁、从容的神态，使人在他身边感到一切都趋明朗。沙汀记住鲁迅抽的烟是“品海牌”的，这在当年是一种中等的纸烟。鲁迅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后来沙汀也抽过一个时期的“品海牌”。
欢迎巴比塞调查团来华，是上海地下党周密组织的。因为“国际联盟”装样子派出李顿代表团来调查“九·一八”事件，第三国际反战委员会针锋相对，就成立了由法国进步作家昂利·巴比塞率领的“国际反战调查团”。原定3月份来华，现在延至6月。各个左翼团体连日来教唱欢迎歌曲，准备旗帜，组织几千人去外滩欢迎的队伍，也要开专门的欢迎会。“左联”当然不能例外。
国民党政府方面非常紧张，在调查团抵沪前后，大肆搜捕左翼人士，进行压制。7月的一天下午，周扬突然跑到四达里，告诉沙汀，他的同一个弄堂的张耀华被捕了，要他快点转移。周扬走后，黄玉颀按照沙汀的主意，把一些文件，主要是《前哨》的稿子捆扎在身上。正忙乱中，周扬连门都不敲，又闯了进来，说弄堂里里外外布满巡捕和形迹可疑的人，要他们马上动身，以防不测。沙汀一边紧张地取东西、穿衣服，一边埋怨周扬，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再跑来一次，反过来催周赶快离开。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周扬两次冒险来通知，对你们今后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吧？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经历的角度来观察人，分析人，对待人，我知道后来有人称我和立波为周扬的左右手）
沙汀、黄玉颀先后匆匆离开四达里。沙汀走在前面。他在北站附近老靶子路北段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黄玉颀照旧回家去睡，约定次日一道去租界找房子。
第二天，黄玉颀到旅馆告诉沙汀，任白戈出事了。是经常去任家的严毅来报信儿的。严是四川合川人，青年革命者，“二·一六”时还是个少年，哭着喊“妈妈”。现在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任白戈从山东教书回来，也搬到沙汀这条弄堂来住，沙汀在第一支弄，任住得深些。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本来也让沙汀去任家谈话的，因他在赶一篇小说，便没去成。严在任家中说着，巡捕突然闯入。但是从当场巡捕谈话的口气看，他们是把门牌号码搞错了，所以，在问明严是学生，看了身份证以后，便放了他。白戈因为房间里有不少日文、中文的马列书籍，本身又无职业，就被扣留带走。
真是祸不单行。沙汀身上自进入省一师读书渐渐消退的胆气，仿佛一夜之间恢复起来。他马上找到过去住过的法租界天祥里，恰好租到了房子。夜里由黄玉颀回虹口，雇了两辆黄包车，悄悄便把全部的家当搬了去。
之后，他又到辣斐坊去找史良，请她设法营救白戈。史良正在办艾芜的事，这时听说又抓了个文化人，想一想说，如确实属于误会，又只有几本书，是可设法保释的。她说她有朋友在法租界工部局当翻译，与公安局有关系，最近贺龙的妻子被捕，因无证据，就是这个朋友设法奔走保释的。史良打听白戈下落，果然人没有交上去，还在局里，取保没问题，只是需要出点钱，大约一千元左右。沙汀虽然穷得可怜，对这个数目仍一口应承。他想，白戈退出“辛垦”，碍于师生情面，没有把五百元股款从书店提出去。杨伯凯一般不许任何人挪用公款，借钱希望虽不大，这五百元总可以取来吧。谁料找杨伯凯一谈，杨立即同意再借五百。钱能通神，一千元交去，三天后白戈便被释放了。
据白戈出来后绘声绘色用四川话讲给沙汀听，释放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位翻译朋友与公安局一个分局长一道去拘留所看白戈，一见面，翻译便责怪道：“你一天两天不落屋，学也不上，把姑妈快急死啦！瞪我做什么？还不赶快跟着我走！”抓人的人假装说：“是亲戚吗？”“亲戚！姑妈的儿子嘛！”像演双簧一样。朋友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