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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12 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6］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37］
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是爱弥·萧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38］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爱弥·萧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39］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40］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疲酰浞绮徽瘛保蠖恼碌牡谝痪湔庋鸨剩恼露际遣鋈绾谓饩稣庖晃侍獾摹＃�41］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2］，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43］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1917年，有34名学生（学生总数为400）被选进学友会，得票最多的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44］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45］
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作斗争———毛泽东称他“复古派”［46］———为此他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47］在1916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到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48］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49］。
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事。［50］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持续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51］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52］也许经常孤独的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53］
*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