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榧锹废芪模醪降鞑槭堑刂鞒錾恚氲澈笏阶愿奈信拐绞逼诤屯信烧拍教沼泄叵怠Ｆ渌�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