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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
（西元653 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
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
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
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
他有《书裨传》十三卷（16），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
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17）。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
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
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
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渡惺榭家臁罚ε盼笨祝�
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
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
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
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
《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
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
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
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
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
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
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
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注释：（01）“雅言”见《论语。述而》（02）《说文》言部：“谟，议谋
也”。
（03）《说文》书部：“书，著也。”
（04）《论衡。正说篇》。
（05）《劝学篇》。
（06）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07）《论衡。正说篇》（08）《汉书》本传。
（09）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10）《后汉书。杨伦传》。
（11）《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12）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13）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14）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15）《晋书。荀崧传》。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17）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参考资料」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序例》及卷三十六《伪孔安国序》。顾
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辩》第一册）。
《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
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
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颈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
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
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01），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
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
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
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
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
慧”了（02）。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
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
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03），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
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
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
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
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
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
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
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
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
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
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
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
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工，
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
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
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剌、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
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
；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
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
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04）。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
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
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
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
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
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
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
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
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
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
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
“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
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发嗟，如琢如磨”（05），本来说的是治玉，
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0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为绚兮。”（07），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
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
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08）。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09）
；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
（10）。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
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
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
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
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
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
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
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
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
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
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
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11）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
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