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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考虑卑劣的私利而实行的人为道德的起源
人们终于对只能恶化自己的处境的祸害进行思考，因而都寻求较温和的手段；其中一部分人是为了保存命运所赋予他们的一切，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获得救助。那些欲念不太强烈的人为其他人作出了榜样。然而，他们忘却了先前狂暴的初因，他们便对此表示憎恶，并将其推到本性身上而原谅自己。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就浸透了毒素，并带有喜爱掠夺的恶劣倾向。父亲并不太注意自己的有害榜样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愤怒地争夺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或者是什么微不足道的玩艺儿；他以为孩子们象他一样，本质是恶的，是堕落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在许多场合下，他的礼物和他的偏爱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撒下了第一批传染病的菌苗，这种传染病也是父辈传给他本人的。
人们就依据上述原理思考或行动，似乎他们是这样推论的：我们生来是恶的；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堕落，我们对于善行和感激的表示还是动心的；从我们父辈的照料和我们对父辈意愿的服从中，我们就感受到这一点。穷人说，让我们也这样对待命运使其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吧，努力以阿谀奉承来博取他的救助吧！如果想用暴力去取得救助，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富人说：我们一点儿也不要刺激不幸的人，根本不要让他感觉到他所处的那种艰辛的境遇，甚至让我们试以少许的酬劳来换取他的服务吧。这两方面的人既然这样思考，便都觉察不到如此不完善的动机会永远使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当的准绳，从而把不幸的根苗带到他们的心中，而他们还固执地以为这种东西是天然之物呢。
就这样，谬误之旁的一束真理的微光使我们大部分的社会道德得以存在，这些人为的道德仅仅是出于考虑卑劣的私利才去实行的，而并没有把心放在这上面。命运的宠儿眼看那些不公正地落入自己手中的东西不再被夺，于是对穷人产生了一点儿贫乏的怜悯之情，有时还加上一些临时性的救济，从而便自以为还清了对人类所欠的债。于是，一些施舍很快贴上了慷慨、厚意、恩赐等华丽的标签。有钱有势的人，随着以为自己有益于他人，或者由于拒绝他人的祈求就能够给他们带来损害，而越发自认为高人一等。那些希望得到或者已经得到富人的某些施舍的人，则力图以助长这种谬误的巧妙手段顺利地达到这一点。这就是地位、尊贵、权势这些脆弱的装饰品的最初起源，那是饥饿的贫民为喜欢这种荣耀的人所制造的。
当绝大多数人，即那些最不幸的人看到富人的地位高不可攀的时候，他们就真的不再妒忌富人的运气了，但是，他们中那些羡慕与富人地位同等的某些人从贵人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恩惠，于是急于超过或取代他们，便比自己的竞争者更下功夫地抱着私心去敬奉富人。普通人狂热到这种地步，以致只想在富人的面前立功。他们把出于自己利益而发掘的一切虚构美德全都归于自己所极力奉承的偶像身上。下等人把自己对上等人的卑躬屈节美其名为热情、挚爱、忠实、眷恋。在虚幻美德的后面隐藏着真爱自己、假爱别人的个人利益。从这类美德的关系中形成了无数的小恶，它需要把那些大小人物视为增加、巩固、积蓄财富的手段的其它千百种小美德加以平衡。人们以礼貌、体面、庄重、坚定和尊严来同奢华、虚荣、傲慢和粗野相对抗。
所有这些小玩艺儿还只是人类走向幸福的第一步，还要经过许多步骤才能达到目的。我只说说那些最重要的步骤。由于任何援助、任何真实的或理想的财产都不再免费提供，由于所有心灵比任何时候更倾向于忘恩负义，作为必须的主要美德便是正直和诚挚，就是说，是这样的感情：不去侵占属于他人的东西，既不公开地也不以诡计去损害他人，一丝不苟地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通常激发起人们这种感情的仅仅出于这么一种唯一的考虑，那就是自己也不愿意受到同样的对待。人们对于遵守这种准则的人十分感激。我要问，如果不是大多数社会管理不善，人们是否会需要这样的训戒？这样的道德难道不是人类的耻辱吗？一个人由于他不是背信弃义者、叛徒、小偷、强盗，就值得颂扬吗？或者难道他非得去冒那诱使他去犯这类罪行的危险不可吗？
然而，有多少次私利能不侵害人类中的弱者呢？为了肯定我们交往的人是人们称作老实人的人，不是要进行多次考察吗？证明他是老实人或者使他不得不至少象老实人那样行事需要用多少保证人啊？人们正是以同样的私利促使他这样做；正是这个可耻的动机使个人之间建立了脆弱的友谊关系或联盟的关系，定出了各自的义务。还是它使那些最可憎的派别、党派和帮会聚集起来或分裂解散。
总之，可以没完没了地向你准确列举出所有被大量复杂的私利和阴谋加上了美德称号的做法和考虑，以致不可能确定这些恶习的色调的细微差别。人的心灵中所有这些动机的变化无常造成愿望、观点和意图之间的竞争；这三者混在一起产生最出人意料的事件、最奇怪的变动和灾难；大多数人把这些意外事件归之于盲目的天命，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太差或眼光太短浅，以致弄不清人类心血来潮的最初任性行为推动了这些奇特的运动或突然使之改变方向是什么。伏尔泰先生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把此类往往由于操纵我们君主的某一僧人、情妇、亲信或大臣的任性而引起的政治变动归之于这种天命。他没有记起如西班牙耶稣会教士的那种专横对民族命运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位教士对一位大人物说：你们应当尊重我；你们的君主在我的脚下，你们的上帝在我的手里掌握着。他也没有记起一付手套竟使莫尔巴勒①阁下失宠，并使法国得救。
①莫尔巴勒（John Churchill。duc de Marlborough）（1650—1722
年）：英国将军和外交家，以一首滑稽歌曲中的主角而出名，——译注
可见，人们要有怎样不可思议的微弱动机才能阻止自己变成恶人或者减轻自己的凶恶，要多么小心谨慎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或破坏了使自己成为善人并且永远为善的唯一的坚实手段。可是，为了强化所有这些人为的道德，人们竭力使人从小对这一点养成习惯。由于某些道德和被认为是天生的恶习一起在人的心田里扎了根，随后人们便以为这些道德也是同一块土地上的天然产物。在他受到灌输而对某些主张产生崇拜之心以前，或在学习某些习惯做法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进入他的心灵的时候，他自己曾相信这些偏见同样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的道德建立在默认的处世规矩和我刚才向你说到的偏见的虚弱基础之上，它的确减轻了犯罪和抢掠的狂热，使一切暴力行为变得可恶。然而，这种道德根本没有消除往往使不幸者不得不求助暴力的致命原因。道德本应找出结束一切贫困的可靠手段，而它却只下功夫寻求那饥饿和贪婪连听都不去听的无用的安慰；我们的道德只用无效的规劝来对抗罪行；这种规劝的动力是把羞耻之心或善事加以理想化的空论，它们不能抵消对某种诱人的物品所激起的痛苦或希望的现实感情。因此，只好赋予这种道德的戒律以引起恐惧的威胁力量。这些戒律便成了再不允许人违犯的法律，否则就要遭到比不服从法律时想要避免的不幸更加严厉的惩罚。可是，罪恶有如羞怯的爬行动物，它就躲藏在这片戒律和偏见的森林的密叶之下，用所有为消灭它而创造出来的东西把自己遮盖起来，有时还用这些东西来作为武器。
政权的腐败
我现在要说到在我们当中建立起来用以维持法律的最高权力。它有力量去强制人们守法。这个最高政权本应当是自然的权利和人道的权利的保障者。据说每个民族形成之初，就曾经是这样的。当时，父权在兄弟之间建立了完全的平等，为民族中其余的人树立了最温和的治理榜样。我认为，现在这种权力，经过野蛮时期受最强悍、最胆大妄为的人所控制之后，无论对于自愿服从它的人或是对于以武力使之成为奴隶的人，都几乎一样不人道和残酷无情，而在较为平静的时候，它则带上表面道德和轻微恶习的色彩，人们竟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
国家的一切财富，象血液流向心脏一样，都集中在国王手里；但这些血液再往回输送的时候却缺乏合理安排，有些血管充盈，另一些血管却流量极小，使四肢总是处于麻痹状态，没有一点气力和生机。由此，我们尽可以把善良之神比作微弱的发光体，其光线被周围的吸光物体所拦截，勉强才射到离光源不远的地方。这些守着残缺不全的国土的君主，受阿谀奉承的控制，成为厚颜无耻的大领主或大臣们所拥有的那一点儿权力的傀儡，他们有什么伟大呢？而这些大领主或大臣，他们本身也受着自己的亲信的摆弄，这正如人民受着以主人名义强加的贫困和奴役的摆布一样，而主人还以为他们是幸福的呢。我们有些君主试图由自己来治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挑起这副重担。他们为打碎这副束缚人的体面的镣铐，要克服多少困难啊！当他们要给予人类慷慨无私的服务，使他们自己真正无愧于英雄称号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多少的障碍呵！有多少来自受偏见和恶习的败坏的无数意愿方面的反抗，需要他们去战胜啊！在他们治下的社会的普通体制中，又有多少虚伪的准则、荒唐或有害的习俗需要去摧毁啊！
我们某些国家的最高政权，对于人民似乎显得比较开明、比较谨慎，而他的权力也比较温和。因为这种权力由若干人分别掌管，给人们以表面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多么不真实，人们还是热爱着它。这样的分权丝毫没有改变由私有制和私利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地位不平等；不幸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