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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之间的奇怪的区分
由于偏见，造成了普通人之间不应有的区分；也正是这些偏见制造了各种职业、各种人才之间的区别。偏见贬低一部分人，抬高另一些人；偏见出于无知和粗鄙，贬低那些眼看沦为人类渣滓的人的心灵和智慧，而同时唤起和激励那些可望摆脱微贱地位的人的灵巧和机智；偏见还助长那些自命高人一等并企图维持这种高位的人的胆量，激发他们的幻想。那些为免于贫困而不断劳作的人，只从事沉重、粗笨、下贱和奴役性的工作的人，人们称之为下等手艺人，他们只需具备比动物稍高一点的本能就可以了；那些创造某种娱乐品从而令富人和穷人都需要的人，人们称之为艺术家；而那些思考、判断、创立体系、把一切我们所谓的真理加以艺术化并立成规则的人，那些调节我们的习惯、习俗和调整我们社会与政府的体制的人，人们称之为贤人、学者、立法者、政治家。
祖国的利益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不再相关，两者相去很远，使我们觉察不出其影响。我们为祖国效力，劳绩的大小不再以我们为之实际出力的程度如何来衡量，而是以我们从事的职业的假想的贵贱来估量。我们的工作便单纯就这种考虑来加以衡量，我们的报酬也只根据眼前需要按比例来分配。因此穷人不得不只满足于少得可怜的酬劳；而游手好闲的富人，或是那些舆论认为有才干的人，做着极其轻微的工作，却领取优厚的报酬。然而，最高政权需要有才干的人的协助以进行统治，便向这些人慷慨施舍财物，为此不得不向最不幸的穷人榨取。于是乎产生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涌向君主的国家的财富被散发，并且传到那些有力量去占有它的人的手里，而这还不算大人物的巧取豪夺呢。由此导致了国家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不幸差别。
难道可以说，在自然秩序中，心脏衰弱而四肢却充满活力，或者是心力充沛而却教四肢无力吗？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却发生这种情况，至少是交替出现。于是导致庶民疏远祖国，对祖国产生怨恨的现象，而祖国对她的大部分儿女也变得残酷起来。不幸的人说：既然国家对于我是空的东西，没有任何好处，干吗要强迫我满足国家的需要，促进它繁荣昌盛呢？让国家灭亡好了；国家的不幸并不会增加我的不幸，也许我甚至在它覆亡的废墟上多少会找到一些好处呢。政治家，或政府强加的重压没有落在他身上的人则说：千百万人死于贫困或在可悲的境况中苟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共和国一般来说能够繁荣就行了。
战争的原因，征服者的丑行
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人们竟想到分田，分森林，分牧场，分家畜，甚至河流、湖泊也加以瓜分；那时集居于一块土地并习惯于共同过安宁生活的人彼此还多少保留一点儿表面的团结，因为尽管各自的利益已经分开，但私利还未大到和增长到使同一社会的成员竟至流血和决裂的程度，即使强盗之间也会遵守某些纪律的。但随着人民改换住地，彼此远离，他们变得互不认识，于是只作为不同种类的动物互相看待。由于同一地方的人之间带有多少的互相尊重，占有的狂欲有所克制，较为收敛，而对于没有共同之处的人就以为可以肆无忌惮了。每个人都认为，消灭或远逐自己近邻的另一个民族就是为社会服务。于是导致民族间非正义的残酷的战争。这种可怕的祸害来自那个引起我们自己的孩子之间轻度的嫌恶、轻度的争吵的同一根源。
我能够用什么样的笔触来描绘这种暴行呢？最残酷的野兽都不曾因其贪婪而显示过这样的例子。它们并没有整个种类集结起来去消灭另一个种类，而现在两个民族大量的人群布满边界，带着盲目的激情互相交锋，彼此冲杀。咳！我们竟看到人类欢快地从事千万种暴行，嘲讽辱骂受他们狂暴之害的不幸者，而且整个整个民族竞相以残暴为荣。虽然人们有时是由于需要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恶劣的凶暴行为，但他们很快就养成习惯，不需借口、毫无原由地去干，而且以此为荣。那些胆子最大、最凶恶的人变得令人生畏，甚至对于自己的同胞也是这样（因为谁不害怕丧失生命，谁就会很快控制别人的生命）。他们不可一世的气焰在自己人当中或在战败者当中都赢得了荣耀。勇敢和无畏变成了美德。的确，自从战争成了必要的灾难以来（至少为了正当的自卫是如此），就得以荣誉或利益为动力，去激励一部分人冒最大的艰险以保存整个民族。
人们称之为勇武的狂暴（这种狂暴也服务于它使之致富的人）引起了恐惧和惊讶，无疑正是恐惧或惊讶神化了这种狂热癖好，神化了征服者的可怕名字，而这名字该是一切名字中最可鄙的。
再者，由于一连串的错误使人们陷入混乱之中，并且不得不以犯罪为生，他们变得连自己也讨厌自己，以为也令神厌恶。他们把一切令他们害怕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奉为偶像，他们甚至荒唐到把在最坏的人身上发现的一切特征，即如愤怒和残忍的报复，都加之于最高的主宰。
由于这种偏见在心灵中打下很深的烙印，而且一般地说，也由于所有刺激人的统治欲的偏见，同样由于利欲熏心，才促使公民们（他们对祖国已不再抱有真诚的爱）为国家冒了险去效力。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自己也象我们一样，受到阿谀奉承和笼罩世界的可怜的财产和私利观念所支配，他们也是带着这种相同的偏见，为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掌管财富并使用社会暴力。如果人们现在没有那么凶残，他们不再无缘无故地互相争斗，甚至如果定出在哪一种情况下人们才可以合法地互相厮杀，我就要问道：民族的光荣，国家的鼎盛，远大的追求，以及千百种人们称之为国是的借口，尤其还有某个指挥耗资巨大的战争的独一无二的家族的异常荣耀，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其实都只不过是掩盖我们的贫困的浮华的外表而已。
欲念、尤其是爱情的败坏
道德家和立法者想要探索心灵的隐蔽之处，他们要在那里寻找混乱的原因和根由。以严肃的面孔出现的道德告诉他们，我们欲念的源泉就带有毒素。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把泉源弄干，截断其流。许多世纪以来贤士们就是这么做的。有些人研究我们的苦难，并无成果，而且总是把真正的原因搞错；另一些人只满足于嘲笑和惋惜人们的处境；若干人在设想千百种方案来改革我们的风俗。然而拿什么去对抗无数的恶习呢？友谊、爱国、孝心、夫妻之爱的规戒；宽宏、公平、感恩、高尚、勇敢、坚定、德行、耐心、克制的规戒；驯服、顺从、忠实、温和、殷勤的规戒；荣誉、廉洁、正义、无私、诚意、礼仪、贞节的规则：这些就是道德学校里所宣布实行的训谕。
法律和道德在礼仪的外表下想要窒息我们心灵中最温柔、最平和、然而也是最强烈的感情，想要窒息它的呼吸和生命；它们要这种感情，正象要所有欲念一样，服从于对私利、对荣誉、地位、权势的偏见的膜拜，因为它们预料，如果让这种感情毫无羁绊，它就不会和这一切虚妄的东西连在一起；它们正是为了要让这种感情受其支配，才使它变得极端放荡。
从地球上去掉私利，你就会消除战争……
——J。B。卢梭
而爱就会恢复它的权利；爱将不再朝三暮四，见异思迁，谄惑诱人；卖淫这个可耻的字眼将再不为人所知；美人将绝不会因为要成为母亲而感到羞耻，也绝不会做出罪过的努力以求避免显露母亲的身份。
私利使心灵变质，给充满柔情的关系撒上痛苦，把这种关系变为沉重的、夫妇都厌恶同时造成夫妇反目的锁链。婚姻是永远相爱的庄严许诺，甚至这种冒失作出的许诺破裂以后，人们仍然得始终连系在一起。多么不可思议的矛盾啊！绝大多数立法者，甚至那些人们认为最贤明的人士，都不曾规定婚姻不可分离。所有的人都感到，一项法律迫使人做不可能做的事，即迫使人履行协约的条款，而构成协约的基础和要素其时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法律是严酷而有害的。然而，只以双方相爱为基础的协约，为什么冷漠或憎恨，不可以如死亡或阳痿那样将它打破呢？
道德和法律企图违反自然的意愿来统治人，把爱情作为罪过，制造一切玷污爱情的偏见；从此，爱情就变得不专一、淫秽、无耻、放荡。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们的心灵生来就向往一切以温和简便的方式趋向于欢乐的事物，而现在始终得不到这种甘美的饮料，焦渴如焚，却又不得不拚死忍住不去解渴。这时候，不管法律如何大叫大嚷也没有用，没有人再去听它的。法律就得容忍那些因它缺乏远见去防止而造成的过分行为；似乎上天乐于在这方面暴露人类法律的弱点，乐于惩戒人类的法律，因为它指摘自然不完善或有缺陷而以此原谅本身的无能。
那些企图规范风俗和推行法律的人们，当他们致力于破坏一切道德基础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象到还有什么比他们的大部分巧妙的制度更为有效的东西了。
啊，君主和立法者们，你们自称是人民的判官和安抚者；毋宁说你们胡乱设计和胡乱安排的法律，是你们自己胡思乱想的条理化的产物。这些法律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