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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暑气将人们赶到海边去了，沈从文却留在山上，独自在一列梧桐树下散步。太阳光从树叶间隙滤过，印在地面。望着纵横交错的光影，他俨然有所憬悟，觉得自己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人格。
“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另一方面作试验。”依旧是一个冷冷的回音：“这不是最好的例，若用写作作例，倒恰好证明前次说的偶然和情感决定你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你偶然遇见几件琐碎事情，在情感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事情，末了就写成了那么一个故事。你再写写看，就知道你单是‘要写’，并不成功了。文字虽能建筑宫殿和城堡，可是那个图样却是另外一时的偶然和情感决定的。”“这是一种诡辩。时间将为证明，我要做什么，必能做什么。”
“别说你‘能’作什么，你不知道，就是你‘要’作什么，难道还不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来决定？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
“它属于你，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它属于你，它又属于生活上的‘性’，性又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辉，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的生命，到某一时原来恰恰就在支配你，成就你？这一切你全不知道！”①…………
沈从文陷入了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可知与不可知的二律背反。他感到这种辩难实在太虚泛了一点，仿佛在漫无边际的抽象领域里游泳，游来游去，却不能与任何具体的人生理想或事实接头，一切都超越于具体感觉之上。——不能让自己沉溺于自己的抽象思辩之域！无论如何，人生应当由理性来驾驭，偶然与情感固然具有影响人生的力量，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我认为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②
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于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①
沈从文传……“丁玲事件”前后
“丁玲事件”前后
１９３２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俩发来的有关婚事已获应允的电报。长达四年之久的耐心与期待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沈从文心里蓄满了莫可名状的喜悦。一俟学期结束，他便立即动身赶往苏州。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相亲的意思。①
这次见面，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随后，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在一起编中文书目的，还有一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性。其时，江青一边在学校做点事，一边读点书，沈从文所教的写作课是她选修的科目。后来，江青对外国记者说，那时，沈从文每每要她一周写一篇文章。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不料３０多年后，这个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直接导演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悲剧，而她与沈从文这一人生的“偶然”，还插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后来一段传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两人在一起时，沈从文试探着对张兆和说：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来一处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讨厌他，似乎应当想一想，用什么方法使他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中一种装饰。
张兆和笑着对他说：“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艰深。倘若当真把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气间有点不高兴。这神气被张兆和感觉到了，她随即问他：“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这一类相互间的辩难与究询，原是一对恋人常有的节目。偶尔无意间作成的对方自尊心的受损，似乎反倒是增加爱情甜蜜的一种佐料。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报露了出来。沈从文从报上看到的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后，他被惊呆了。
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在虚空中，沈从文仿佛望见了三年前胡也频的身影，想起胡也频过去的种种，心里有了一点隐痛，隐隐约约地感到丁玲与胡也频二人共同的命运！……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个朋友，张采真、胡也频等人的行列里，似乎又加入一个丁玲，他们的命运结成一个必然的环链，各人接受着黑暗社会里一份无法规避的命运。……一个朋友的声音：“我亲眼见过，在江西，‘剿共’的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厌弃内战的逃兵！”……仿佛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丁玲在被几个凶恶的大汉，强行塞进一个麻袋，向黄埔江里投去……
一股愤火从丹田升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行径。５月２５日，即在丁玲失踪１１天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６月４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出来：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