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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１９３３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①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息。
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
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１９３２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１００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５０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２０００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１９３３年９月９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①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①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７年，他就有２０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３０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０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１９３４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②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