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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Ｑ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①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②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①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３０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１９３０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１９３４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１９３６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１９３７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３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１９３５年９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１９３６年４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３０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１９３３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１９３５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３０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①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①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①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②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