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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农民军，并乘胜追击。李自成退回北京，见大势不妙，匆匆登基即位后便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兵以吴三桂为先导，对农民起义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终在湖北九宫山遭戮，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父仇”的旗号入关，1644年10月，清世祖福临即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一般说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人口甚少的民族，要想征服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且人口众多的民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清军入主中原之时实施武力征服，对各地汉族人民进行血腥而残酷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军进行严厉镇压政策的明证。黄宗羲的《嘉定三屠纪事》记录了清军在嘉定屠城的惨剧：“乙酉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清兵屠城，肆其杀掠。家至户到，小街僻弄，无不穷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鎭，浮尸满河，白膏浮于水面，舟不得行。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青天白日当众奸淫，而重妇节者，惨死无数。清兵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豕等物三百余艘而去。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罗锋镝，尙不可胜纪。谓非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哉！”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圈地令”，至顺治四年正月，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地分给各满族贵族，这实际上是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与此同时，清廷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为此清廷又颁行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圈地令”和“投充法”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则把农奴牢牢禁锢在庄园里。清军入关后推行的这一系列弊政，再加上对其他各民族施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顺治二年，清政府又颁布“薙发令”，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更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清廷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薙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高压政策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而且，其时的汉人视满人为外来民族，称之为“狄”、“虏”。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明朝才是汉人的正统正朔。
此时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福王的弘光政权失败后，明室遗臣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旗帜，各地民众纷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进行抗清斗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气节，义不降清，甚至奔走呼号，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清代著名思想家、诗文家顾炎武，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始终不愿应召到清廷做官。
清兵占领北京后，一批汉族官绅纷纷南下，遂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以汉族大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史称南明政权。1644年5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建立于危难之际，寄望于南方各拥有重兵的将领维持江山，于是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他手下的将领也各有升迁，施琅遂任副总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小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没有制订出正确的对付清政府和农民军的策略，而是一厢情愿地想“借虏平寇”，竟天真地遣使赴北京“酬虏通好”，遭清政府断然拒绝。然而，弘光政权毫无警醒，满足于偏安江左，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物质生活，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第一个南明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宣告灭亡。弘光帝逃往芜湖，很快被俘获。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未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弘光政权灭亡后，在福州又出现了第二个南明政权，即隆武政权。1645年的闰六月初六，唐王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不久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七月初一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史称“隆武政权”。由于此政权为郑芝龙所拥戴建立，因此郑芝龙被晋封为平虏侯，很快又被封为平国公。随着郑芝龙的位高权重，施琅再次得到升迁，被提拔为佥都督，担任左冲锋，其弟施显也被授予锦衣卫仁武营将领之职。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4）
接连得到升迁的施琅，一方面感激郑芝龙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希图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以遂平生之志。然而，为攫取更大的权利，郑芝龙竟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对郑芝龙拥兵观望十分愤慨，自告奋勇督兵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义军，欲为隆武政权打开局面。1645年7月22日，黄道周率领勉强拼凑的三千多士卒踏上征途，但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却只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师出不久，兵饷无继，黄道周只好凭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勇之士。黄道周虽也读过一些兵书，还曾为《广百将传》做过注，但却只是纸上谈兵，未曾亲历沙场。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仅凭一腔热血奋勇向前。施琅当时充当其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凭其独到的军事眼光，施琅认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记载，施琅曾向黄道周“献奇策”，提出遣散所招募来的福建沿海地方之兵，只带少数精兵强将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此时的施琅已经能够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与清军的战争，第一次显示出军事方面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但是，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施琅之计未被采纳。不愿陪着送死，施琅径自返回福建，随施福退守于分水关。黄道周一意孤行，鼓勇率部与清军对垒，很快战败被俘，守节不屈而亡。
就在施琅退守分水关之时，福州的隆武政权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而一手酿造这灾祸的正是郑芝龙。
1646年初，建立才半年的隆武政权外有清兵大军压境之患，内有争权夺利之忧。更为严重的是，手握重兵的郑芝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乱世之中既能求得生存，又可保住富贵，竟然无意抗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隆武帝朱聿键曾打算以御驾亲征为名，离开福州到江西。但郑芝龙为挟天子以自重，不愿失去这个傀儡皇帝，于是下令几万军民长跪于道，阻止隆武帝离开。之后，郑芝龙见南明政权大势已去，遂动了降清的念头。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早在1642年就已降清的洪承畴，向清朝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提出了招降郑芝龙的建议。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人，原为明朝经略大臣，被清军俘获后，先是坚拒不降，后为皇太极的诚意打动而归顺。在得到清廷的同意后，洪承畴和晋江人、福建御史黄熙胤联名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进逼福建时，接到劝降信的郑芝龙已决意投降，于是郑芝龙、郑芝豹兄弟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把有着五百多艘战船的水军全部撤回晋江安平，并将驻守在分水关的施福和施琅的部队调回。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其地。仙霞关乃福建之门户，地势险要，此处一失，清军遂长驱直入，直捣福州。隆武帝匆忙逃到汀州，被俘后绝食死于福州，又一个南明政权灭亡了。
1646年九月，征南大将军博洛派遣泉州绅士郭必昌为信使，去安平招抚郑芝龙，许诺任用郑芝龙为闽粤总督。郑芝龙大喜，遂决意降清。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郑成功闻知郑芝龙将降清之讯后，急忙赶来劝阻，他痛哭着对父亲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武，脱渊则登时困杀，告父当三思而行。”但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仍决定于十一月北上福州降清。临行前，他再次派人到金门，劝郑成功一同降清。郑成功带信给父亲，信中写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无奈，只好独自率兵前往福州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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