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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在前往清营投降时，深具戒心，为防不测，亲自“挑选好汉盔甲鲜明者五百人随从”。施琅当时已是总兵，年轻力壮，武艺高强，被选为随行人员；作为郑芝龙的心腹大将，施福也随同前往。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率领心腹部将五百，分乘五艘战船抵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博洛做出一副仰慕已久状，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然好景不长，春梦易醒。欢宴三日之后，博洛忽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郑芝龙心知中计，但已是羊入虎口，随身所带士卒又被安置于别营，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神龙失势，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在东南海面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顿时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归顺朝廷，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然而，在博洛看来，只要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必然群龙无首，何况即使为郑芝龙的安全着想，也必会惟清廷之命是听。因此，博洛让郑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随后便挟持着郑芝龙上京去了。可惜郑芝龙商人似的精明，最终落在老谋深算的博洛手中，为史所笑。
在清军的严密监护下，郑芝龙到了北京，虽然清廷授以官职，实际上却如笼中之鸟，被软禁了起来。就是在此情况下，施琅随郑芝龙无可选择地投降了清朝。
郑芝龙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十一月三十日清兵攻占安平。江日升的《台湾外纪》描述了清军占领安平后的情景。凶残的清兵在安平烧杀奸淫，安平镇十室九空，鸡犬不宁。郑成功的母亲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走，担心受辱，遂切腹自尽。消息传出后，郑成功既愤父亲的降敌，又痛母亲的惨死，国破家亡，遂决意投笔从戎。
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户的郑成功原名郑森，系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翁氏所生。明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七岁的郑森回到晋江安平，随即“延师授学”，因其聪慧活泼，读书颖悟，才思敏捷，甚得师友喜爱。八岁便通晓四书五经，十岁时就能写八股文。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森二十一岁，以榜首进南京国子监太学，所著文章立意高远，词藻华丽典雅，并常于学习之余舞剑学射。郑芝龙喜出望外，想利用手中权势为儿子买个状元。郑森知道后又气又羞，对父亲说：“为国为民做事，要靠真正的本领，我不做欺世盗名的事！”在南京，郑森师从儒学大师钱谦益。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5）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四日，郑森在郑芝龙的引荐下朝见了隆武帝。《台湾外纪》中记叙了郑成功初见隆武帝的经过。面对隆武皇帝的问话，郑森引用岳飞的话，应声答道：“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见郑森气宇非凡，言语明朗，甚奇之，对他说：“惜无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遂赐郑森国姓朱，改名成功，不久又封其为“忠孝伯”，任命为御营中军都督，并赐予尚方宝剑，仪同驸马都尉。从此，世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时年二十二岁。受此厚待，郑成功内心深感震动，于是以匡复明室为己任，效忠天朝。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痛哭劝谏而无果，只得离去，在叔叔郑鸿逵帮助下秘密前往厦门。郑芝龙被胁迫北上后，清军又迫降郑成功。郑成功不肯屈节污名，为明志，他在南安丰州的孔庙，焚烧了象征书生身份的儒衣青巾，并言：“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长揖而去。1646年（顺治三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领陈辉、张进、陈霸、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分乘两艘战舰入海，树起“杀父报国”义旗，招兵买马。不久郑鸿逵、郑彩也各率所部追随郑成功入海抗清。
在明朝，儒家思想的教育尤以忠君为先。郑成功自幼习儒，参加过乡试，进过太学，可以说忠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隆武帝对他的恩遇更使他感到“粉身难报”，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之心，即使那是萎靡不振的南明小朝廷。因而他不愿与父同行，独自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关于施琅跟随郑芝龙降清，从他的个性和史料来分析，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时势弄人。施琅虽然读书不多，但主动降清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在随郑芝龙降清之前的那段时间，施琅一直在参加抗清斗争。郑芝龙是顺治三年十一月降清的，而顺治二年的七月，施琅还随黄道周赴江西抗清，直到顺治三年五月，施琅仍率兵驻守闽境。不过短短数月间，施琅便随郑芝龙降清了。个中缘由关乎施琅的品行操守，因而引发史家聚讼。
首先，施琅少时受业于私塾，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小即有忠孝情结，并影响其一生。可以说，成年后的施琅行为的出发点均是基于忠君思想和孝悌观念。郑芝龙乃郑军主帅，施琅作为郑军的一名总兵，随郑芝龙转战各地，在他心目中，听命于郑芝龙乃是其本分。
其次，施琅成长于明末清初动荡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先是明朝，之后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最后是南明小政权。当时的中国局势混乱不堪，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也较为混乱。他所眼见的只是政权的更迭所导致的战火纷飞，百姓深受其祸。对于年轻的施琅来说，明朝的专制残暴及不断的战祸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在他的思想中既无明朝政权的至上，感情上也未体会到明朝政权的亲切。至于北方的大清，施琅就更无感情可言，他的降清与清廷毫无关系。这个时期的施琅在思想意识中，“忠”即是效命于军队统帅郑芝龙，因而此次降清实为一种无从选择的追随。
第三，当初施琅依其叔施福投于郑芝龙旗下，很快为郑赏识和提拔，施琅得以掌握兵权，有了独立率军作战的机会，以及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地位也得到提高。俗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施琅所受乃知遇之恩，这对素重知恩图报的施琅来说，自是难以割舍。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以及后来又追随郑成功反清（尽管有诸多原因），都与他对郑氏的报恩之心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施琅的成长经历、性格以及思想意识的形成，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施琅并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理念，心中谈不上国家、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如同前朝旧臣那样的道义和情感负担，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上升到民族概念的精神追求，朝廷之于他遥远而神圣，不同的朝廷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感受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1）
施琅及八百将士身陷绝境，郑成功救施琅于危难之中，由此改变了命运……施琅追随郑成功转战各地，接连取得军事胜利，郑军力量逐渐强大。施琅献计智取厦门，不仅使郑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更为郑氏集团坚持六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被裹胁前往北京之时，跟随其一同降清的施福被“题受原爵”，并被授予总督十镇官军的大权，施琅则仍任总兵，表面上颇受重用，但这不过是清政府对归降将士采取的羁縻手段，同时也是利用郑芝龙旧部征剿东南抗清武装的策略而已。
1647年十月，施琅嘱咐施显在家奉养父母，自己则奉命跟随施福、郑芝豹，率兵入粤，持郑芝龙的牌扎，到白沙开展招抚活动。他们在甲子门击溃了“海寇”苏成，招降了明总兵林瑜等人。尔后，施琅又受施福、郑芝豹的派遣，随同广东提督李成栋、监军戚无弼等援剿顺德的海寇，不多时日，施琅就协助李成栋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土匪及一些反清武装，控制了整个广东。
此时中国南方的局势十分混乱。隆武政权灭亡后两个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初十，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他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担当中兴大明重任实在是难为他了。朱由榔任监国七日之后，传来赣州失守的消息，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逃往广西梧州。这一举动使永历政权在广东失去了人心，其直接恶果是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闹剧。十一月初五，唐王朱聿*（左为钅；右为粤）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广州正式称帝，改明年号为绍武元年。尽管这个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其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朱由榔等人闻知朱聿*（左为钅；右为粤）登基消息后甚为后悔，又于十一月十二日急忙东返肇庆，于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同时建立起了两个南明政权，各自拥有抗清武装，并各有拥有追随臣民。然而，两个政权却不顾大敌当前，彼此间为争夺所谓的皇室正统，置国家大局于脑后，原本就不强的抗清力量遂为争夺名号而相互攻讦，乃至兵戎相见：先战于三水，官僚们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内的党争故态，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中心，尽管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但其呼声也湮没在纷争的鸦噪之中。就在绍武政权同永历政权自相残杀之时，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统率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急速推进，一路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广州。十二月十五日，仅存月余、其“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