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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推进，一路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广州。十二月十五日，仅存月余、其“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内战的绍武政权犹如昙花一现、转瞬覆亡。佟、李占领广州以后，随即挥师向肇庆进发。永历皇帝又故伎重演，仓皇逃至梧州，复又逃至桂林。永历政权自建立之初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到1662年，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这一政权存活了十五、六年之久，反倒是南明小朝廷中气数最长者。
在此期间，郑成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坚持与清兵作战，起初跟随他的仅三百余人，粮饷和器械都很缺乏。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自称“招讨大将军”，在南澳招募军队，筹措粮饷，修船练兵，之后将所招募的数千人带至鼓浪屿进行训练，又派黄恺到安平镇继续筹饷。郑成功广召文武人才，沿海农民、渔民、水手以及不愿随郑芝龙降清的将士悉数投于其麾下。原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等相继而来，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情均征求其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郑成功凭借其在隆武政权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关系，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过一年时间，郑成功组建了一支兵卒十万余、战船五百艘的声势浩大的军队。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成功攻同安，战于店头山，清守将弃城逃遁。五月攻泉州，围攻了七十天，直至九月清总督陈锦率师来救，方才撤退。郑成功退兵后，得知永历帝即位，不禁以手抚额欢呼道：“明室有主！”当即遣人赴肇庆，奉表朝见永历帝。十月，永历帝遣使封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从此奉永历为正朔。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宣布反清复明，在整个东南隅引起强烈震动，而此时郑成功也攻下了福建同安。东南地区四处战火不断，清政府穷于应付。
李成栋攻占广东后，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岂料清廷在人事任用方面总是优先选用所谓辽人。同李成栋一道从福建进入广东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其辽人身份而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仅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李成栋内心的不满逐渐积蓄。到1648年正月，当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时，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李成栋搜出佟养甲所藏总督印章，在广东全境发布文告，并派兵驻守各个关口，尊奉永历帝为正统，一时间完全控制了广东全境。
此时，施琅正率兵在广东北部的南雄，李成栋因为贪图个人利益而起兵反清的行径为他所不齿，因而对其起兵之事不予支持，率部离开了李成栋所控制的南雄，撤往粤东的潮州地区。由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很广，控制又严，而从南雄至潮州千里之遥，沿途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余历险间关驰归”，这段艰难的行程共历时九个月，直到翌年（1649年）一月，施琅才抵达潮州。然而，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
其时驻守潮州的是李成栋手下的健将郝尚久，由于起兵诛杀了原清朝派驻的潮州总兵，攻占潮州后，被李成栋委任为总兵。施琅“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者，粤师辖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据守月余。”施琅在饶平坚守待援。然而，被困月余，郝尚久的部队越围越多，攻势也越来越凶猛，急切盼望的援兵却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施琅“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可以想见这场追逐战的惨烈。经过殊死拼搏，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施琅率领仅余的几十人突出重围，暂时摆脱了郝尚久的追击。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2）
此时，一些旧部下前来投奔。此前施琅从闽入粤时，曾在潮阳招降过郑芝龙的旧部，这些人由于不愿到广东北部，因而未随施琅前往，大多散落在附近的村落。此时这些人“闻公至，皆迎拜拥护以行”，施琅“遂集劲卒，得八百人，至黄岗暂憩焉。”
施琅率部撤到黄岗，处境依然危险，但接下来究竟何去何从，施琅心里茫然。广东被李成栋所控制，郝尚久的追兵仍然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形成围剿之势，而清军见死不救，这支八百多人的小队伍时刻处于覆灭的危险境地。混沌乱世，路在何方？
正当施琅深陷焦困之际，一位白衣客突然造访，此人便是改变了施琅一生，又与之恩怨相伴一生的郑成功。
郑成功原本驻兵于鼓浪屿等小岛，因素知施琅兄弟能征善战，智勇双全，遂一直希望借助其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他闻听施琅受困于黄岗，特意率兵赶往迎接。走投无路的施琅能得到郑成功的如此礼遇，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因而倾心顺从。就这样，顺治六年（1649年）的二月，施琅跟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施琅不愿加入李成栋的反清武装，却舍近求远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是基于他的认识和情感的。施琅与李成栋相处时日总计不过一年有余，难以对其产生信任感。况且，施琅胸怀大志，就李成栋的才能而言，也不是可以托付之人。此外，如果施琅在粤北参加李成栋的反清行动，势必连累其在晋江的亲人，而粤北又距晋江甚远，倘若家中有难，则鞭长莫及。事实证明，施琅脱离李成栋是明智的选择。到了第二年（1649年）的二月，清军收复了广东各地，李成栋兵败身死。而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施琅身陷黄岗，面临着被郝尚久消灭的危险。而清军并未施以援手，八百将士处于进无去路、退有追兵的艰难境地。在这危急关头，为了自身及投奔自己的旧部的生命安全，追随郑成功是施琅最为明智的也是惟一的选择。
其次，施琅对郑成功较为了解，确信郑成功是非凡之人，跟随郑成功不仅能得到重用，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比较符合施琅长期以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追求。郑成功在施琅遭受挫折、处境困难之际，远至黄岗迎请他入海，在时机的选择上显得十分高明，这也易于打动施琅。可以说，此时的施琅对郑成功是充分信任的，而且自始自终都佩服郑成功的才能。施琅从十七岁起就加入郑芝龙的军队，后来成为其手下的著名将领，直到郑芝龙降清，前后达九年。而郑成功从日本回国，此后一直生活在郑芝龙身边，加之施琅比郑成功年长三岁，彼此当有所了解。郑成功谓“素悉公（施琅）英名”，说明郑成功对施琅的才能颇为赏识，而施琅对郑成功的敬佩可以从后来他和李光地之间一段关于“奇士”的谈话中得知。据《榕村语录》中记载，一天，李光地与施琅闲聊，曾谈及有关当世奇士的话题。李光地问：“施尊侯 其生平所见人物有奇士否？”施琅答曰：“满州开国老将或有能者，不及见矣，今日殊少，汉人亦少也。黄石斋 先生自是忠烈，自幼铁骨，肢体俱残，百折不回，卒就义……只是无用人，做不成甚么事。”李光地执意相问，施琅良久答道：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今世奇人的话，当首推郑成功，他秉性刚毅果断，广有谋略，其次，比我略微逊色一点的应算是刘国轩。足见其对郑成功的才能评价之高。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施琅具有很强的孝悌观念，他必须为亲人家眷的安危着想。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闽南和粤东，距晋江不远，而且当时活动的中心安平与南浔乡仅咫尺之遥，施琅投奔郑成功一方面便于与亲人相聚，另一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实正是如此，施琅加入郑军后不久，施显也因家乡正经受着战乱，便护送家人来到郑军中与施琅团聚。这样，施琅、施显一道效力于郑军中，共同征战，开始了幼年时向往的“著勋名于千古”的征战历程。
最后一点是，当时的施琅并无强烈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之强烈使他并不在乎建功立业的地点与方式。随郑芝龙降清本非他的政治追求，事实上他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那么脱离清军也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总之施琅率其八百壮士，追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在以后的征战中，施琅所统率的这批劲卒，成为郑成功部队的重要力量。
1647年下半年，郑成功还只是定国公郑鸿逵的助手，由于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到1648年，已形成一支清军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
郑成功部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的洪旭等少数将领；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等；三是跟随郑芝龙降清后拨归的佟养甲、李成栋部下，即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廷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发来归。郑成功对于这些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惟才是举。在军事组织方面，郑成功做了精心的改编，主要为了防止出现将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局面，这是他总结了弘光、隆武政权姑息养奸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郑成功治军严厉，绝不允许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