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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三十一节：李阿姨和彭阿姨（2）
李阿姨很会“包装”自己，即便穿工作服，她也总能比厂里的其他女工穿得“俏”。厂里发的工作服不是量身订做的，不分男女只分大中小号，凡穿上都是一式的肥肥大大，拖拖拉拉。李阿姨的工作服就不一样，刚好合身，前看后看都服帖。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李阿姨会裁剪，她把工作服的袖口一收下摆一紧，整件衣服就显得大不一样了。于叔叔当然也被李阿姨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这些事她从不跟人说。 另外，她还有一项“画龙点睛”的本领，就是在灰灰的工作装里扎一条漂亮的粉红色纱巾，在脖子里露出一点点边作小小装饰，很美又不影响干活。七十年代，有一阵全国兴“假领子”，李阿姨有好几个，她毛衣里的小翻领经常换，一会有花一会纯色，每个都显得那么雅致。 李阿姨不仅把自己收拾得整齐，连买的菜也“包装”得整整齐齐。我们那儿卖菜的都是厂子附近的农民，他们天一亮就挑着自家的菜来卖，中午基本上卖完回家了，到下午几乎就没人了。而李阿姨总是每天下午去自由市场买菜，那会儿市场的菜已经很少价格又非常便宜，“给两毛你全拿走！”老乡都会这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阿姨也从来不会乱买，她总能从一大堆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的菜里挑出还不错的来，青菜几棵，再配一根葱，再加一条细尾巴冻带鱼，有荤又有素做一顿饭刚好，不会浪费。 菜买好了，用自备的塑料带紧紧扎住口，然后再装进一个深绿色小尼龙布提兜里，口也系蝴蝶结扎得紧紧的才提回家。 我老爸是个喜欢做菜的人，也喜欢宴客，于是常请李阿姨和于叔叔赴“家宴”。每次做好菜，老爸就打发我去叫他们，我也特别乐意干这件事。老爸的菜总能得到李阿姨和于叔叔的交口称赞，每次家宴都吃得皆大欢喜。饭桌上两家人其乐融融，饭后于叔叔常会快乐地打着夸张的饱嗝，李阿姨就会在一旁吃吃地笑他，接下来是打牌、聊天，直到晚上十一点“曲尽人散”才回家睡觉。 这种小家宴大多在我们家吃，去李阿姨家吃我记得只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他们家铺了玻璃板、有钩花白台布的洁净餐桌上，我吃到了一种从没听说过的菜——“杀啦”（现在才明白是沙拉），有切块的生土豆、生西红柿，然后在上面浇生鸡蛋清。我们家是地道的北方人，从没听说也没见过这种做法。我鼓起勇气尝了一口，顿时发现它们只肯留在舌尖上，然后就再也不能往下走了。另外几个菜也基本是半生不熟的，汤的味道还很腥，但我爸妈却一个劲地说“挺好！挺好！”不知是吃了有腥味的生鸡蛋清的原因还是我自己心理作怪，没一会儿肚子就开始一阵一阵绞动。宴到一半，我便嚷着坚决要回家，我妈一面不停地埋怨：“这孩子怎么搞的？一点儿不懂事！”一面只能陪我回家。我急急忙忙地往家赶，刚到家就开始又吐又拉，最后只剩我爸一人把宴席坚持到底。 一定是因为这次极不成功的晚宴，打消了李阿姨再次宴请我们的想法。以后多年都一直是由我爸掌勺在我们家聚餐， 这慢慢成了两家都希望的事实。 过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九十年代，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数年，有了一定经济能力，有一次和一位朋友一起坐在飘着钢琴曲、铺着小格子餐布的西餐厅里，侍者捧上的一盘菜勾起了我悠远的回忆，它使我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名字——“杀啦”。我跟朋友说在十几年前就吃过这东西，朋友听后很吃惊，因为在当时我们所在的那个大城市里能找到的西餐厅都寥寥无几，而在我家那种小地方怎么可能吃到？嗨，他怎么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位生活精致的上海朋友呢！ 那时在厂里不管有多少人，上海人只要互相一见面就会马上改说上海话，那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情结。
第五部分第三十二节：李阿姨和彭阿姨（3）
李阿姨和于叔叔在我们家里也常说上海话，他们两个总是在与我们的普通话交谈中不时穿插快速的“阿拉阿拉”。在我们厂居住的十八年间，我一直以为他们家就他们两口子，后来才知道她居然还有一个儿子，而且还很大了。儿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由外婆抚养，户口也是上海的。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李阿姨都会用足时间回一趟家，她每次走和回都是静悄悄的，直到看见她衣领里又露出一角新毛衣，才知道她回过老家了。她的儿子一直长到上高中才到厂里来过一次，又高又瘦又白，双手修长得像钢琴师，性格忧郁聪慧并且惊人地早熟。奇怪的是他一点儿不喜欢他妈，来以后把自己整暑假地封闭在屋里直到回去，记得他曾经当着我的面长出了一口气说：“啊，我终于可以回上海了！”好像负重的人终于看到目的地。他从不先找我玩，我一直觉得他瞧不起我们“乡下人”。 多年以后，我陆陆续续认识了更多的上海朋友，我发现他们大多都是从小把孩子放在上海长大，然后自己再想方设法回到上海或靠近上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像风筝，随风飞出很远，但其实从来没一刻离开过，线的长短永远是一种暂时状态。 在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李阿姨和于叔叔如愿以偿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们的儿子也如愿考上了大学，那时他已经十八岁，再不用把近一米八的身体挤进他外婆家小客厅上方鞋盒一样的小阁楼里睡觉了，这太不适合他，因为客厅里晚上还睡着他新婚的小舅和小舅妈。李阿姨没什么学历，在厂里先开车床，后坐办公室，回到上海后也只找到一个闲职，随着全国精简机构第一拨就提前退休了。其实我觉得退休在家倒很适合她，她天生有一种居家的雍容闲雅，放在办公室里就不那么美丽了。 彭阿姨和陆叔叔是李阿姨和于叔叔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朋友。陆叔叔是常州人，彭阿姨也不是上海人，但他们都说上海话，在我们这些“北方佬”的眼里，他们都是上海人。 和李阿姨于叔叔不同的是他们都毕业于名校，他俩是同济大学的同学。我看过他们保存的校徽，几个小人在一起撑船，造型很有远古岩画的韵味儿。 彭阿姨和陆叔叔的外语都很好，一个是全厂英语第一，一个是全厂日语第一。彭阿姨一直担任着厂总工程师的职务。 彭阿姨和李阿姨有许多相似处，都说上海话，速度快，穿戴整齐，会裁剪，做事条理分明，头脑清晰。彭阿姨的儿子和李阿姨的一样大，也是从小养在老家，从没来过我们这里。 彭阿姨和李阿姨又有很大不同，彭阿姨说话嗓门大，站在楼梯里说话屋里人全能听清，上下楼脚重，咚咚咚地响。她从不会像李阿姨那样悠悠的，轻声细语。彭阿姨人瘦，有那种瘦人的快动作和敏感神经。 陆叔叔和于叔叔也不同，虽然彭阿姨说话嗓门大，动作又快，但遇事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彭阿姨声音大，陆叔叔声音更大；彭阿姨说话快，陆叔叔说得更快，而且会说个没完。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后一定会拐来拐去拐到政治上去，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只有听他说。陆叔叔很多时候会越说越激动，他的演讲常常是这样结束的：彭阿姨站起身，一手拽住陆叔叔，一手开门，嘴里催促着：“行了行了，几点了，该回去睡觉了！”而陆叔叔则一边在我家小客厅里高呼口号，一边被强行扯出门外，但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俩，喜欢听他俩讲话，他俩一来我们家就热闹得像多了十个人。 彭阿姨还有一大不同就是很会烧菜。因为工作忙，所以烧菜的次数并不多，但给人印象特别好。她的菜像她的人，切得刚刚好，盐放得刚刚好，火候也把握得刚刚好，加点香油，干干脆脆盛上桌，又好吃。 而陆叔叔菜做得更好，可惜高手一般不轻意登场，我只见过他烧的一个鱼汤，汤汁浓白厚醇，上面半浮半沉些碧绿葱花，色香味俱全！ 可能因为陆叔叔说话太多，而他在厂里职位又一直低于彭阿姨，故而彭阿姨在日常生活中就总让着他。 从没看见彭阿姨和陆叔叔买菜，但他们总有的吃。因为工作忙，他们经常轮番出差，剩下彭阿姨一个人时，她就干脆顿顿到我们家吃（那时我家已搬至他们楼下），有什么吃什么，也不挑；陆叔叔从不来，可能因为他口味比较高的缘故。
第五部分第三十三节：李阿姨和彭阿姨（4）
彭阿姨甚至把钥匙都长年放在我们家里，有时候晚上加班回来晚了，不管多晚，她都嘭嘭嘭地来砸门，在楼道里大喊着向我妈要一壶热水，因为她的蜂窝煤炉子早灭了。 彭阿姨会裁衣服，替我裁过好几条裤子，给我妈也裁过，还反复地教我。我学会以后，因为实践太少，很快就又忘掉了。她和李阿姨不同，李阿姨会裁衣服从来不愿告诉别人。 彭阿姨不太买菜，并不是节约舍不得花钱，主要是没时间。当刚开始有洗衣机的时候，她就专门从西安买了一台，电冰箱电饭锅也是。李阿姨就不，全国人民都用上洗衣机的时候，李阿姨家还是由于叔叔一手包揽洗衣活计，李阿姨亦称为“真正全自动”，说的时候于叔叔只是在一旁无可奈何地嘿嘿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彭阿姨一直不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