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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宣传的确起到了应起的作用。现在，大烟草公司像菲利普·莫里斯的名声，差到简直变成了“杀人犯”的同义词，而吸烟者们呢，也到处受人指责。如果现在还有人胆敢在美国的公共场合亮出一根烟，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
我有一个德国学生告诉我，她几年前与叔叔一家去美国旅游，在一个加油站和她八岁的表弟一起买香烟时，排队在她后面的一位妇女当众指责她，说她“危害儿童的安全，是一个坏榜样”，骂得她简直当众哭起来，直到现在回忆起这事时还心有余悸。不用说，在那次旅行中，她非但不敢在公共场合吸烟，连买烟都是偷偷摸摸的。
总之，不管美国反吸烟主义者的手段是否过于偏激，它的确达到了效果：吸烟这个习惯在美国社会中失去了它原有的光环，变得越来越“政治不正确”，越来越被公众唾弃。被美国清洁的空气宠坏了的我，每次到欧洲来都有一种“文化冲击”的不适应之感。不知在许多方面都自认为比美国要激进的欧洲，在禁烟和反烟宣传这两方面何时能迎头赶上美国，好让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的不吸烟者，能够放心地呼吸？
第四辑 东方西方罪犯不在场，记者在场
交通工具的发明让人们对空间距离的看法大大改变了，汽车、飞机、航天飞机……以前遥不可及的地方，现在可以朝发夕至——世界越变越小，地球变为村，天涯成比邻。
许多高科技发明，继续一次次改变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对空间距离的看法——许多改变甚至让我们哭笑不得，不知所措。
从去年夏天那个星期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关于自己报社记者造假的丑闻说起吧。杰森·布莱尔在《纽约时报》工作五年期间，胆大包天地捏造了无数新闻细节与采访。这件事在《纽约时报》创刊173年以来空前严重，对报纸的信誉宛如七级地震，在美国报界也引起巨大海啸。《纽约时报》当天除了在头版头条刊登之外，还用了四个整版来详细报导始末，其中两个整版用来详细列举布莱尔所有已经被查出造假的73篇文章的标题、日期、错误的内容以及更正。
《纽约时报》曾给了布莱尔不少相当重要、知名度很高的新闻采访任务，包括引起华盛顿DC一片恐慌的狙击手案件、被救出的女兵杰西卡·林奇的报导。这些新闻在事发时引起那么大轰动，是各家媒体争相抢夺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发现自家的报导竟然出了这么大的漏子，自然非常尴尬。
布莱尔到底捏造了什么呢？从《纽约时报》难堪地自暴家丑中可以看出，布莱尔其实倒没有杜撰任何新闻事件。他的新闻报导都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他的谎言主要不在“写什么”上，而在他是“怎么写”——怎么采访和报导。《纽约时报》全面调查他的报导时，发现他多次谎称他在事件发生时身临其境，多次杜撰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谈话。
《纽约时报》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记者只有在发稿时就在新闻现场，才被允许在报导的日期栏中写上新闻现场地点；如果记者不在现场，这一栏就必须空着；如果与当事人的采访是通过电话进行，在报导中就必须注明。可是布莱尔多次谎称是从新闻事件现场发稿，也多次把他对当事人的电话采访当成面对面的采访来写。
读着这些报导和更正，一个疑问很自然地浮上心头：布莱尔究竟是怎样做到一次次撒弥天大谎而这么长时间不“穿帮”呢？当他谎称自己在俄亥俄州、在北卡、在华盛顿DC，在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其实一直就在纽约的曼哈顿中城。他是怎样隔着几百甚至几千公里的距离，杜撰出如此令人信服的“现场”报导呢？经过那么多有经验的编辑同行眼睛，居然五年了才露出马脚！凭什么做到的？
答案是：凭高科技。
以前我们读到不少故事：罪犯如何千方百计制造自己“不在场”的假象，而这次，却是记者千方百计制造自己“在场”的假象。利用他自己的手提电话，布莱尔既可以频繁地与各方联系，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又可以谎称自己在任何地点而不会马上被上司发觉；用他的手提电脑，他在因特网上搜寻当事人的资料、检索有关事件的背景，并随时追踪其它媒体对事件的实况转播和即时披露，好加以剽窃。这一切，加上他自己对整个场面的“合理想象”，比如“士兵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他悄悄地转过头去擦了擦眼泪”，“整个房间里的空气一片紧张。军人的家属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没有一个人说话”之类的描绘——这些生动至极的细节，后来都被发现是他杜撰的。
就这样，布莱尔写出了一篇篇有声有色的“现场”报导。可别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我想如果布莱尔的案头工作再细致一点，说不定可以更长久地“在场”下去。高科技各种发明——因特网、手提电话、手提电脑——使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不受空间的限制，而布莱尔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而且，高科技发明再发展、普及下去，现在使他“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那些破绽，还能被他进一步弥补。别的且不说，试想如果他有了“可视电话”将会如何如虎添翼吧！
这段时间，我正好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因为我所工作的小公司，正准备永久性关掉我们现有的办公室，让员工们完全在家里、在自己觉得自在的地方，甚至就在旅途中工作。
或许有人说，完全没有办公室，这种“皮包公司”不是早已有之吗？但我们公司并不是那种听起来可疑的“皮包公司”，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业务非常繁忙，没有办公室怎么运作呢？
这当然也要感谢高科技——
我们公司的“门面”——网站——交给一家专门经营与管理小公司网站的公司来管理。我们把办公室里的杂物与文件经过清理、分类、编上号，送到一个仓储公司存放。
公司给我们每个员工购置了最先进的手提电脑，又在每人家里和电脑上装上无线网络硬件软件，又订购了两家最大的无线网络公司服务，让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我们互相之间，除了可以互通电子邮件之外，还可以用视窗的“即时信息服务”（InstantMessenger）随时通话。
公司给我们每个员工配上最先进的手提电话，购买时间最充裕的无线电话服务项目（当然，价格不菲），又把我们的800号免费电话号码，交给一个专门的“自动电话系统服务公司”来管理。客户拨通我们公司的免费电话之后，电话公司的系统会自动把电话传送到员工的手提电话上。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正在电话上，系统可以自动把电话转到下一个人的电话上，下一个员工也占线，就再转到另一个，一直追踪到电话被我们员工之一接听为止。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声音邮箱”，让客户们随时留言。这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直接与客户们联系。与公司同仁之间更是可以无限制地互相沟通。
这个800号免费电话还可以兼做传真，如果有传真进来，系统可以把传真变成一个电子图像文件用e…mail的形式传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手提电脑上就看到传真．如果想发传真，也可以用手提电脑中的软件发送传真。
公司所有重要的电子文档都被存在一个容量极大的电脑内，电脑内装有可供远距离联接存取（remoteaccess）的软件，让每个员工都可以用因特网随时远距离联接来工作。
当然，还得有一个不那么高科技的措施：在邮局租一个邮箱，成为我们公司的邮寄地址，好接收传统邮件。
大概以上所述，对某些在现代高科技企业工作的读者并不新鲜了，但是我以前孤陋寡闻，这次才真是开了眼界：有了所有这些配备安排，办公室真的变得可有可无，给我们每人很大的空间活动自由。当然，从公司老板和管理者的角度看，更省钱、更高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使一个员工不多的小公司，变成了一个让外人在想象中扩大十倍二十倍的“大”公司。
跨世纪的“皮包公司”就这样建立和运作起来了。老板夹皮包，员工也夹皮包，可以相隔千里地操作。高科技的果实，让布莱尔钻了空子，让他伪造了许多“在现场证明”。也让我们公司得了便宜。然而，高科技其实更得以高道德为前提，以信任度为基础，这些硬件软件的配备，都是以高度自觉、彼此信任来维系的，“诚信”，是这套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千万动摇不得。倘若我们员工像布莱尔那样利用高科技对老板和同事撒谎，伪造“在场”或“不在场”假象，只要有一次让人产生怀疑，这套高科技体系就再也玩不转；同理，如果我们公司对客户利用高科技撒谎，只要有一次让他们觉得难以信任，我们公司也就在市场混不下去了。
第四辑 东方西方吃饱了撑出个大产业
前几天遇见一位一年多没见的大学时好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在大学时他精瘦精瘦，现在身材粗壮无比，脸从新月变成满月，小肚子显然“满腹经纶”了，吨位比原来重了至少30磅。
因我没有思想准备，没来得及隐藏我的惊讶。他看起来也十分尴尬。
“在法学院压力太大，生活秩序紊乱，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吃东西了。”他自我解嘲地说。又赶快补充说，“不过，我现在正在减肥。”
我们一起去泰国餐厅吃自助餐，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盘子食物，几乎没怎么吃蔬菜，光挑肉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