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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b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 附录 吴心柳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我已同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我希望学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种科学而负责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做一定量与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约数”（这一部分东西最容易给学混子会来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异之点，来一个分析比较，然后登高一呼：“我主张丢掉米饭改吃面包！”就是错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种“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要可爱得多。至于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赛之论。
当时已嫌太笼统，今天不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么？
当然，“立界”绝非易事，事实上，今天的东方不管你反对与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湾，没有人再以为啤酒、香烟、电影、西装，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连歌剧、基督教（所谓“小群”的）、原子炉、军刀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了。我们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学家心目中，中国人应该如何丢掉那块“沿习之饼”（The Cake ofCustom），而借摹拟、消化，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个体而已。
您是学历史的么？如果不，这份业余或半业余的研习精神可真惊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非对历史与文化前途有特大兴趣，只是像采访新闻一样，想知道“事实”而已。
吴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
“文化太保”谈梅毒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
六十年前（一九0一），一个穷小子出身的法国戏剧家白里欧（Eusene Brieux）发表了震撼一时的名剧——《梅毒》（Les Avaries，直译《损害》，英译Damaged Goods），这是继易卜生（Ibsen）的《群鬼》（Ghosts，1881）以后，用最婉转的手法，写出梅毒的可怕的重要著作。全书不用一个刺激道学家的字眼，却道尽了道学家所难表现的“道学”。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法国年轻人，在他快跟表妹结婚前，被医生检查出来有梅毒。医生警告他在三四年内不能结婚，他不服气，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来治。半年后，他以为治好了，就结了婚。没想到第一个小孩生下来就长出恶疮，他的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气之下，抱着小孩就回娘家了。
白里欧在这个剧本里，借着医生的口吻，把梅毒对社会的危害，描写得非常细腻，同时他又指控社会上的一些颇有问题的观念、指控江湖郎中、指控假道学。毫无疑问的，他这部作品是“梅毒史”上的重要文献〔注一〕。
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纪录。所以合理的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正所谓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
这种回敬何时敬到中国来，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年代，最晚不会晚于一五0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去世前一年，距离发现古巴、海地等岛不过十三年。十三年间，梅毒遍历美欧亚三洲，不能不说是高速度的“文化交流”〔注二〕！
在一五0五年以前，中国书籍中，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有人以为司马相如传中的“消渴”〔注三〕、李白诗中的“花柳”〔注四〕、孙思邈医书中的“恶疮”〔注五〕都是古代有梅毒的明证。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梅毒根本是舶来品，是道道地地的洋鬼货。
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单方》）。因为毒疮像杨梅，所以也叫杨梅疮。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杨梅疮总论》说：
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
《疮疡全书》中“杨梅”条下说：
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
梅毒所以叫做广东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