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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们这样骂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个字来说，这就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文化”二字在中国古书里，本是相对于“武功”的一种狭义解释〔注八〕；而“太保”两字，本来是一种官名或师巫〔注九〕。换句话说，这两个词汇在现代化的潮流里，已完全失掉它们的原始意义，“文化”已变成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译；“太保”已变成德国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的音转。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关于“梅毒”的研究，进一步的文献可看：
a。Richard D。Hahn and Joseph Earle Moore；“Sypilis”in A。E。SmithandP。L。Wermer（dse。）“Modern Treatment”（New York；London；1953）。
b。Thomas Paran，“Shadow on the 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 A。Nelson and G。L。Crain，“syphilis；Gonorrhea andthe Public He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 w。Thomas；“Syphilis：Its Course and Management”with bibliography（New 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两人说梅毒在一五0五年进入中国，是葡萄牙商人到东方来做买卖，经过印度时传染上的。
〔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m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梅毒病之只字者。（页二） 附录 李成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张西化是全盘的，其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准此，则梅毒也非接受不可，但，依逻辑：与梅毒全盘连在一起的，还有六0六、九一四、盘尼西林，乃至染了性病，可获免费（国立医院）的治疗，并将由何人传染过来向有关当局告发，俾便强制传他也来接受治疗。这类在欧洲多国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盘与梅毒连在一起的，先生似应强调一下，俾读众可窥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盘接受了，然而人家从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口婆心劝化太保，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盘属于大保问题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对于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盘民主风度中的重要一环，西化论者似宜特别注意。
至于西化可否选择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一时似乎难获结论。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们老祖宗善于内法外儒、夜行采纳之类，现在我们的“老前辈”本领也不小：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家的法律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然后，拿美援、办书院、接受殖民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面放言高论传统道说国史之重要，慨叹于人心之不古，“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一面可以纳女学生做姨太太，还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国留学，这种选择，真深得中体西用之妙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之时者么？
西化应全盘，还是选择，真是难说，先生以为如何？
读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论“处女膜整形”
打开报纸，常常可以看到两种奇妙的广告：一种是“警告逃妻”；一种就是“处女膜整形”。
所谓“处女膜整形”，只是这一类广告的通称。它的表达法有多种，比如：
一、处女膜整形（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征信新闻》）
二、处女童贞回复（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南部版）
三、整形瘤菜花无痛复原形（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南部版）
四、处女膜修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
五、处女整形（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民族晚报》）
六、妇产整形手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民族晚报》）
七、阴道整形（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民族晚报》）
上面随手所举的这些，名目尽管有典雅派、通俗派、写实派或印象派之分，可是实际上，所指的都是一回子事。
这回子事，真可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国粹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上古往今来（文明的国家也好、野蛮的部落也罢）
绝无仅有的妙事。
别看这回子事在报纸上只不过是个经常露面的小广告，它所表示的意义，著加以分析和讨论，足可激发对传统阴影的新认识，并且对真现代化和假现代化的不同，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所以我不能锗过这个好例子。但因为题目太大，牵涉的范围大广，这篇文章只能算是粗枝大叶的一个概论。
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义，它曾被人信奉遵行，却未曾被人一语道破，这个主义，我把它定名为“处女膜主义”。 论“处女膜主义”
所谓“处女膜主义”，用抽象的字眼，就是“处女主义”。
“处女”，照传统说法，它的定义该是指没跟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这个定义，除了对那稣的妈妈不适用外，按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麻烦出在对“处女”的鉴定上面，传统的鉴定办法很简单：只是看处女膜破不破、出血不出血，不破身不出血的，就被看做非处女。反之，就是“守礼谨严之处于也”！
这种鉴定，在章太炎的老师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里，曾描写出一个范例：
直隶永平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贺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阗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唯大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注一〕。
这个例子的妙处在男家“托言非处子”而要退婚，女家却请出县太爷来叫人鉴定，鉴定结果，“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参看〔注五〕）
又如清朝吴芗干（厂字旁）《客窗闲话》里记明武宗搞李风姐，李凤姐“任帝阖户解襦狎之，落红殷褥，实处子也！帝大悦。”蒲松龄《林四娘记》中也记林四娘自谓：“妾年二十，犹处子也！”结果“狎亵既竟，流丹浃席”！
由此可见，“处女”与“非处女”之分，端在一“膜”耳！一“膜”之存否，端在“落红”、“流丹”耳！这种看法本是毫无生理常识的皮“膜”之见，因为用处女膜来做贞节的证明（anevidence of virginity），是大有问题的。处女膜的存在或不存在。
大小与厚薄，根本是因人而异的。跌跤、碰伤、意外、手淫等等缘故，就可以使某些女人的处女膜破裂；在另一方面，生理上的因人而异，甚至在妓女身上还有处女膜！（见英国Haveiock Ellis“psvcholoiiy of Sex”中“The Nature of the Sexual lmpulse”一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