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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知识的速度，似乎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快，特别是当他的浓厚兴趣被激发之后。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印度近期的经济事件》于1909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这篇文章也许标志着他与货币问题终生不渝的精神爱恋的真正开始。通过“统计数据验证”印度价格水平变化与黄金流进流出之间的关系，令他感到“特别兴奋”，他在信中对他的情人——画家邓肯·格兰特——提到：“这就是我的理论。统计数据能够证实它们么？除了做爱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加迷人的东西了。”11到了1911年10月，28岁的凯恩斯已经成为了这份期刊的编辑，一个他极度热爱并在余生中一直担任的职位。
凯恩斯第一次政府经历的另一个幸运的副产品是他的第一本书：《印度的货币与金融》（1913年）。虽然这本书在凯恩斯离开印度事务部5年之后，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才出版，但实际上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凯恩斯在1912年圣诞假期时完成的。书中主要是为印度式的金汇兑本位制度进行辩护。印度通过将英镑存在伦敦的方式将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凯恩斯反对印度实施彻底的古典金本位制度，他认为印度经济体系更加松散，黄金使用得很少，导致其货币供应能够对实际商业需求表现出更大的弹性。那些坚持认为储备货币需要以有形商品形式存在的人是受到了误导，是在支持“一种旧时代的残余，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如今天的政府可靠，那个时代的风气就是不加批判地效仿这个在英国建立起来的、似乎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运行得相当之好的体制”。12当然，今天大众辩论的焦点常常是，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是否不够可靠，或者，对金融市场的崩溃瓦解作出的反应是否过于死板。凯恩斯又进一步对银行业发表了一些尖刻犀利的评论，如果放在今天，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贴切，他问道：“相比社会其他服务人员普遍获得的收入，伦敦城的人获得的报酬高得离谱，但却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加有益或难度更大的服务，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存在多久？”13
书中浮现的两大主题日后将经常出现在凯恩斯的思考之中。第一，理性的货币改革核心在于逐渐缩小黄金的作用。第二，伦敦是天然的全球金融中心，此类改革可以并应该以伦敦为基础（当时英国的贷款支持了全世界一半的贸易）。然而，1914年欧洲即陷入毁灭性的大战，这场战争颠覆了英国主流阶层所广泛认同的那个假设，即伦敦与英镑将能够无限期地发挥其在19世纪的基础性作用。
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还算不上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例如，1912年，他还在主张价格水平下降比上升好，因为前者对工薪阶层和债权人比对企业家和债务人有利：这将导致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他说道，因此也更加公正。14但他也显露出后来将对金本位发起全面攻击的苗头。他在一篇1914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的文章中提出，金本位妨碍了以理性的方式管理货币政策，“关于这一问题，知识以及科学的方面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最终能够废黜黄金对我们暴君式的统治，并使其降格为立宪君主”，他以标志性的尖酸刻薄的口吻风趣地宣称：“历史将揭开新的篇章。人类将在取得自治方面又迈进一步。”15这段时期，他也正在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众评论员，定期在报纸和周刊上就货币和金融问题撰稿。
虽然凯恩斯对于诸如自由贸易的价值、价格与货币稳定等问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甚至反转，但是他的文章在一个方面保持了高度稳定：犀利地讽刺和蔑视那些执著于在他看来是旧有异端邪说或是过时传统观念的人。“通过关税保护在国家所需之物方面制造人为的稀缺，”他在1910年剑桥同学聚会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不可能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中获益。”16作为剑桥大学自由贸易协会的干事，凯恩斯当时认为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不应被视作经济学家。
凯恩斯很早就对英国自由主义政治产生了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他父亲反对社会主义，是个持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他母亲则是那种朴实自然、虔诚高尚、“乐善好施得很天真”的人。17自由党特别吸引凯恩斯的一点是，它在20世纪初的全盛时期持有兼收并蓄的折中主义立场，既支持与海外进行自由贸易，也支持在国内实行社会保险。1915年1月，时年31岁的凯恩斯决定重新加入政府部门。曾任印度事务部次官、现任财政部金融秘书的埃德温·蒙塔古在令人向往的财政部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战时职位。凯恩斯立刻就被这里的氛围所吸引了：“非常聪明，干货很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愤世嫉俗；对于自身的才智非常自信，且不受制于那些自己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知晓情况的人。”后来他又骄傲地将英国财政部与美国财政部作了一番对比，认为后者“除了负责税收之外，没有任何权威”。18
在一战期间，哈里·怀特满腔热情地应征入伍并在法国服役。凯恩斯则留在家中，只要他在财政部工作就可以免于服役。然而，他仍然于1916年2月令人费解地——而且从表面上看，纯属多余地——正式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理由是征兵行为本身违反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什么是或者不是我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不愿意将自己的决定权让渡给任何人，而且我认为这样做从道德上是错误的。”19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凯恩斯受到强大的个人压力要他辞去财政部的职务并反对战争，这种压力来自他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朋友们，例如邓肯·格兰特、李顿·斯特雷奇以及他的剑桥小团体，特别是伯特兰德·罗素和D。H。劳伦斯。凯恩斯从未在原则上反对战争，尽管到了1916年1月他关于战争进行方式的立场有所动摇。显然，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的做法是一则保险措施，以防他从财政部辞职后失去豁免的保护。20
凯恩斯成为了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最为信任的顾问。他将成功地进行战争视为一项对他个人才智的挑战，并全身心投入为英国的战时行动提供资金的各项复杂任务之中。凯恩斯努力应付英国在外部融资方面被迫承担的风险，当时英国在纽约举借了大量美元债务，其中一部分流向了信誉较差的盟国用来购买军火、食品、燃油和金属。到了1916年9月，英国在美国的支出达到了每月2亿美元（折合现在为41。5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资金通过减少黄金储备以及出售美国及加拿大的债券筹措，其余的则是通过借贷。21雪上加霜的是，在英国对美国资金的依赖性逐渐上升的同时，她与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恶化。华盛顿对英国海军干预美德贸易感到恼火，而英国人最重要的纽约银行家J。P。摩根则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11月，美联储指示其成员银行降低对外国借款人的信贷敞口，并告诫私人投资者不要接受协约国短期债券作为抵押物。这既是出于审慎的目的，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要促使协约国结束战争。由于来自美国国内反英选民团体和反俄选民团体的压力越来越强烈，威尔逊于1917年1月22日公开呼吁“要和平、不要胜利”。
凯恩斯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采取如下路线，不仅要避免美国人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或主动激怒美国人，而且还要安抚和讨好”。他不安地提醒道，一旦私人渠道的融资枯竭，威尔逊将“有能力把他自己的条件强加于我们，只要他愿意”。22虽然英国的黄金正在以令人警觉的速度流失，凯恩斯仍然支持财政部的立场，即必须保卫英镑对美元的汇率。20年之后，他会认为：“如果当时放弃了汇率挂钩，这将会摧毁我们的信用并使商业陷入混乱；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23该政策当时的一个明显目标是避免向德国发出英国资源已近枯竭的信号。24
假设德国政府看清了这一情况，它可能不会于2月作出如下这个决定命运的决策：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以阻断美国对协约国的补给线。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佩奇给国内发电评论道：“保持我们领先的贸易地位并避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德国宣战，这并非不可能的事。”254月6日，美国宣战了，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美国参战似乎为英国战争行为继续获得融资提供了保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因素。纽约的银行家将对协约国提供战争融资视作一个取代伦敦同行、获得国际市场支配地位的机会，并将华盛顿视作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障碍而非援手。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立还不到两年，但已经将取代英格兰银行成为国际货币事务的领导力量作为其目标。然而，在华盛顿，国会中很多议员仍然对银行家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是银行家们将美国拖入了战争。在威尔逊的女婿、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看来，英国、纽约和国会都是其政治对手，他决心对这三方都加以抑制。
在美国参战前，英国人已经成功地从J。P。摩根那里借到4亿美金，现在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华盛顿。4月9日，英国财政部金融秘书萨姆埃尔·哈德曼·莱佛向麦卡杜提出，在未来6个月贷给英国15亿美元。麦卡杜怀疑这笔钱将主要用于偿还欠摩根的债务并维持英镑美元汇率挂钩，而非用于购买美国货物，因此愤怒地驳回了这项提议。
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斗争更甚于美国。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康立弗试图迫使凯恩斯抨击财政部对英镑美元汇率的处理方法，到7月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阻止在纽约的莱佛动用英格兰银行在渥太华的黄金储备。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