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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斗争更甚于美国。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康立弗试图迫使凯恩斯抨击财政部对英镑美元汇率的处理方法，到7月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阻止在纽约的莱佛动用英格兰银行在渥太华的黄金储备。麦克纳的继任者，财政大臣博纳·劳则予以还击，迫使康立弗提前退休。
所有这些国内的勾心斗角掩盖了一个比这大得多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战后政治和解的条件。英国财政部在此问题上处于外交的第一线，既必须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又不能以帝国特权或在欧洲均势中的核心利益作为交换。
凯恩斯起草了数封重要信件，向麦卡杜解释英国极端严峻的处境，后者则一点一点地向英国提供资金，从而使美国财政部能够控制资金的用途。7月20日，劳给麦卡杜发去电报，同样是由凯恩斯起草，称英国“可用于向美国支付的资源已经耗尽”，而且除非华盛顿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否则协约国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崩溃瓦解。这一局面的来临不是未来几个月的问题，而就是在最近几天”。28日，凯恩斯为英国维持英镑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划了一道底线，他成功地在内部讨论中指出：只有在有美元剩余的情况下才应当维系挂钩机制；一旦英国的美元储备耗尽，就应当停止英镑的可兑换，以保护英格兰银行剩余的黄金。他又起草了另一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解释汇兑困境，电报促使麦卡杜进一步释放了一些资金。
事实证明，作为外交笔杆子的凯恩斯比作为华盛顿实地参与者的凯恩斯作用更大。在9月的乞讨之旅中，他陪同首席法官雷丁（鲁弗斯·艾萨克）爵士拜访了麦卡杜，并立刻给英国驻美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大使对夫人说道，雷丁的财政部书记员凯恩斯，“言辞过于冒犯”。他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我想现今这种人的规矩就是，鄙视外围与之不相配的人并碾碎他们可怜的尊严，以此来显摆他极大的优越性”。26英国财政部派驻华盛顿的金融代表巴希尔·布莱克特爵士写道，凯恩斯在伦敦时就曾以“粗鲁、固执以及不合作”的态度对待美国人，现在则“将这种粗鲁无礼的印象带到了国外”。27在此方面，直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至于凯恩斯对华盛顿的印象，“美国唯一真正值得人喜欢和原创新颖的东西，”他对在英国的邓肯·格兰特写道，“就是黑鬼，他们很迷人。”28
凯恩斯很排斥与作为战争暴发户的美国大老板讲道理。从1917年晚些时候起，他需要参加每月在伦敦和巴黎轮流召开的协约国理事会金融监督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奥斯卡·克罗斯比主持该会议，并梳理和删减各国对美国资源的竞相索求。凯恩斯嘲笑理事会是一个巨大的“猴子窝”——他后来将经常用这个词形容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布雷顿森林集会的那群非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凯恩斯极端厌恶听命于会议上“自负、虚伪且喋喋不休的法国人和可恶的扬基佬”，但是他也承认，在白厅“挥舞克罗斯比的大名”能够极为有效地使“抗命不从的各个部门”听从指挥。
长久以来，伦敦一直都是欣欣向荣的世界金融中心，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现在英国对美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巨额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美元债务进行担保，而这些债务永远无法偿还。凯恩斯设计了巧妙的机制想要扭转这一状况，甚至可能允许英国从其中转渠道的地位中获益。他从1918年3月起开始劝说美国财政部“接手法国和意大利未来所有的债务”，而让英国来做实际的全球采购——这可能使英国主导世界商品市场（例如小麦）并充当中立国家的垄断供应国。美国人拒绝就这样上当受骗，常常令凯恩斯感到愤怒。他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道，他们似乎乐于“使我们陷入金融上完全无助和依赖的境地”。29
虽然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似乎确保了协约国取得最终胜利，但显然，过去以英国为龙头的金融和货币秩序无法在这场胜利中幸存下来。这一经历使凯恩斯意识到了英国依赖美元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并将影响他在二战期间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的最重要的金融谈判。
凯恩斯非常敬佩前首相H。H。阿斯奎斯，甚至与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当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辞职时，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时任军需大臣（也曾在麦克纳之前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接任首相，他是一个更坚决果断同时也狡猾得多的政客，对凯恩斯战时顾问的作用评价很低。用新任首相的话说，凯恩斯“反复无常、性格冲动，不适合担任重大紧急状况的顾问。他以杂技演员的身手仓促地得出结论。而他又能以同样敏捷的速度匆忙倒向相反的结论，这不会让情况好起来”。30劳合·乔治亲自将凯恩斯的名字从1917年2月最终的皇家荣誉名单中划掉（后来在博纳·劳的干预下，凯恩斯于5月授勋三等巴斯勋章）。凯恩斯则将首相的态度原样奉还：“我在为一个我所鄙视的政府工作，”他于12月对邓肯·格兰特说道，“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罪的目标。”对他的母亲，他痛惜地写道：“战争的延长……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此前熟知的社会秩序行将消失。”虽然他又补充道：“富人的没落相较之下是令人安慰的，总之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其实这种观点针对的目标范围很小，他自己就是在仆人的照料下舒舒服服地度过了战争年代。至于世界事务，“一年之内，”他认为，“我们就将主动放弃对新大陆的权益主张，并将这个国家抵押给美国。”31
凯恩斯对战争的进行方式感到绝望，但这还及不上他对和约条款的愤怒失望。1918年11月11日英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继续留在财政部，并成为该部门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的主要声音。然而在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前三周，他“痛苦而愤怒”地辞职了。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加入财政部，那时英国又一次需要借助美国的现金来挺过一场欧洲的战争。
三个与德国赔偿相关联的问题搅和在一口滚烫的政治大锅中，即使是用最透彻的经济分析也无法解决：哪些损失需要由德国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有多大？协约国各方如何分配赔偿所得？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凯恩斯奋笔写下一本栩栩如生、震惊于世的谈判回忆录——《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立刻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当然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以及特别是法国为数不少的愤怒谴责。他以铿锵尖刻的笔法刻画出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这本书确立了凯恩斯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最才华横溢、最机敏深刻的辩论家之列。
凯恩斯嘲讽威尔逊“迟钝而且混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这反映出英国人对美国人宗教信仰的总体观点，认为他们易受人左右、虚伪做作并且欠缺智慧。凯恩斯说道，威尔逊“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情；不做违背他伟大的政治信仰的事情。所以，尽管他的‘十四点计划’在文字上给人们的鼓舞并没有减少，但它变成了一个用于掩饰和解释的文件，成为所有有智慧的人自我欺骗的工具，我敢说，总统的祖先们曾经通过这种方式说服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与摩西五书的每一个音节都保持一致”。论智谋，他比不上“邪恶”的欧洲人：即“怀疑”而“顽皮”的克列孟梭，以及“山羊腿吟游诗人”劳合·乔治，“说话压根儿就没有内容……空洞无物”，让人们嗅到一种“极度漫无目标、骨子里不负责任的味道”。32
然而，凯恩斯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讽刺三巨头，而是要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准确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让人懂得——条约的经济条款为什么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考虑到他后来对国家经济规划，尤其是货币管理问题重要性的观点，凯恩斯在书中对欧洲经济自1870年至一战前发展状况的记述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他着重强调了欧洲自然演进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实质收益。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如下评论：“各种货币对黄金的价格及相互间的汇率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其全部价值只有在我们今天失去这些有利条件之后才能认识到。”33一战终结了这一切：2月，当美国对英国的官方援助被切断后，法郎和英镑都大幅下跌，结束了一百年固定汇率的历史。34凯恩斯还指出：“使人类获益极大的巨额的固定资本，是在战前半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而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中这永远不可能发生。”35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自由意志论者。
在凡尔赛和会上，凯恩斯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努力想要说服会议的主要参与方：如果他们要从德国“那里‘榨取’一笔，……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把她毁掉”。36他提出了一套巧妙而有远见的计划，用一个一揽子的宏伟方案，既解决欧洲协约国相互间及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时在考虑德国资源和出口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要求德国支付的赔偿金额。其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协约国对德国的赔偿索求降低到一个在凯恩斯以及美国人看来可以做到的水平，同时削减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凯恩斯强调，如果找不到办法来削减对美国的债务，英国将暴露在“美国未来将会提出的、最难以接受的压力之下”，而凯恩斯的计划能够解决这一问题。37虽然劳合·乔治很少接受凯恩斯提出的建议，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然而美国人并不上钩。“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与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