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募ち曳炊裕ň头ü裕硎痉炊运坪醺嗍且蛭拦耸亚苛枞醯淖龇ǎ且蛭┪弑救耍Ｐ氯巫懿檬窃魏衫疾普砍さ脑己材谒埂の胤讯鳎舳耸构驶醣一鹱橹牌潭ǎǘ傻髡┗懵驶驹虻睦方獭Ｎ胤讯饔�1974年1月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大范围的汇率浮动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是可取的。”25然而，德国与法国从未放弃他们决心在欧洲层面固定汇率的努力。1999年欧元创立，标志着为使这样一个体系长期存在而付出的数十年艰苦的政治努力终于取得成果；此外，欧元的创立还旨在为更深层次的欧洲政治一体化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到了2011年，欧洲大陆债务危机已经表明，货币联盟自身不足以替代一个能够使盈余国和赤字国互相通融调和的切实可行的政治机制；事实上，货币联盟的维系需要以这种机制为必要条件。
1973年，十国集团政府未能达成一个稳定汇率的新机制。但是在当年的背景之下，并非所有人都将这场政治上的失败视作一件坏事。10年之前，当特里芬建议设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吕夫倡导回归古典金本位之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对国会宣扬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好处。弗里德曼和吕夫一样青睐“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因为在该体系下经济“纪律的强制实施依靠的是那些非人性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反映了资源、偏好以及技术的现实”，但是他认为回归这样的纪律是一场政治的白日梦。26相反，允许市场决定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水平，将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国内经济目标，而无需被国际收支问题所困扰，也无须在无穷无尽的谈判中安抚外国的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与弗里德曼一样从道德和经济学角度坚信自由企业市场体系的著名经济学家都赞同他对浮动汇率的乐观观点。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比弗里德曼早获奖两年）早在1937年就提出，浮动汇率制度将导致资本流动产生灾难性的不稳定结果。在古典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短期资本流动“总体而言往往能够缓解由临时性国际收支逆差的最初原因所引发的紧张压力”。27这是因为投资者有这样一种预期，认为任何偏离汇率平价的状况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这就为那些迅速低买高卖的人创造了盈利的机会。但是，如果汇率是可变的，资本流动往往会追随之前的流向，并因此而加剧汇率的波动。2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曾经评论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然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会提出，在不以黄金为锚的情况下，试图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固定双边汇率的做法将造成更大的经济危害。29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滞胀”，即低增长加高通胀，都感到束手无策。然而，弗里德曼将责任归咎于央行未能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而哈耶克则认为当政府不再受到金本位所施加的那种外部硬约束时，这种不守纪律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1976年，哈耶克公开宣布赞成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发行机构取代垄断的中央银行。30
特里芬、吕夫以及哈耶克提出的激进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替代方案，即国际货币、恢复金本位以及私人货币竞争，并不合各国政府的心意，尤其不合美国政府的心意。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走得更快一些，因为它不会威胁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使其变得无足轻重。当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开展这项实验的时机成熟了。通胀持续飙升，并于1980年达到了14。7％的高位。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是终极的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的黄金，其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盎司87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是十年前官方价格的25倍。石油生产国威胁要使用美元替代物为其产品定价，并作为其货币储备的计价单位。
身高两米零一、身材魁梧的沃克尔着手收紧货币供应，并允许市场利率升至美国历史上难以想象的高位，通过这些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并切断推动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尽管受到了凌厉而持续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仍然允许联邦基金利率于1981年6月飙升至20％的高位。美国陷入了衰退，失业率高企。国外的情况更糟。20世纪70年代全球美元过剩刺激了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贫穷国家的借贷，这些借贷行为由花旗集团主席沃尔特·瑞斯顿的一句格言作为担保：“国家不会破产。”但是现在，随着借款成本飙升以及初级商品出口价格暴跌，国家就是破产了。在新的全球法定货币体系下第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已经发生了。
凯恩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之后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过于简单、毫无价值的。”然而，沃克尔执意要驶入风暴之中，他认为如果政府试图回避前方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风暴只会变得更加猛烈。通货膨胀迅速回落，并于1983年降至3。2％的年化水平，并开始在这个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同时经济恢复了增长，就业也逐渐回归。此后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增长似乎最终证明了沃克尔政策的正确性。增长的基础是美联储对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的高超控制，而这主要是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指导下实现的。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以及其他人宣称，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绰号“大缓和”的新时代。31在黄金的问题上，哈里·怀特的回答似乎错了。它看起来确实是凯恩斯试图从人类货币意识中消除的那种野蛮的残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出售了大量的这种“残余”储备，到了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金价被推低到了每盎司290美元。美元称王称霸，包括韩国、俄罗斯和巴西在内的众多国家从其外国债权人的行动中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些债权人中就包括现在千夫所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案似乎应该是积累更多的美元，而方法则是压低汇率以及创造贸易顺差。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于1994年起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对于一个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使用美元开展大部分贸易的国家而言，自愿进口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即使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混乱的局面之中，尽管各方均猜测她会效仿邻国货币贬值的做法，但中国仍然坚持了这一政策。这为她赢得了美国政府的极高赞誉。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1998年5月公开表示：“中国维持其汇率政策，并因此成为了这个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32
今天，中美两国大约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剧的全球贸易失衡局面主要是由这两个经济大国制造的。就像特里芬和吕夫肯定会预见到的那样，货币的麻烦出现了。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中国的贸易顺差或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趋势，既没有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货物的竞争力，也没有黄金外流或美联储紧缩货币供应以限制美国的信用增长。各种形式的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是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黄金价格也迅速攀升，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中国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货币储备：到2012年中期达到3。24万亿美元，其中约有60％是美国政府债券。而美国则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债务，高达15。5万亿美元。两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规模巨大的储备或债务及其发展轨迹：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拉里·萨默斯称作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33两国政府无法找到合作的途径来缓和这种局面。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大转弯，从摩根索和怀特时期坚决维护其债权人的特权，转变为马歇尔和克莱顿时期放弃这些特权以恢复全球增长。立场转变部分是因为美国当局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理性地重新校准了她的利益。但是今时今日，美国坚持认为，有过错的是她最大的债权人，即中国，因为中国持续将其汇率固定在一个人为的低水平。1998年受到美国财政部长赞许的做法，在2009年时被当时提名为财政部长的蒂姆·盖特纳和现在的许多其他人斥为一种操纵货币的做法。1998年，中国政府是在抵御市场对人民币施加的贬值压力；而到了2009年，中国政府则是在抗拒市场对其货币施加的升值压力。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抨击中国的货币做法，宣称：“自由贸易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货币应当自由浮动。”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经济思想史，也不符合美国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指导原则。34
1944年怀特规划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98年鲁宾称赞中国的汇率挂钩政策，2009年盖特纳谴责这一政策，这四种态度和立场实际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虽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美国这种有弹性的原则尺度，但是它使外国很难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