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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的是，中国官员拒绝接受对其政策提出的批评，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肆意挥霍以及松弛的货币管制措施。“美国政府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痛苦的现实，即过去那种靠借钱来走出自己所造成的困境的好日子最终一去不返了，”新华社2011年8月严厉地评论道，“作为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现在完全有权要求美国解决其结构性债务问题并确保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安全。”35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表态更加克制，但是仍然表现出他对美联储的担心：“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性的合理稳定。”然而，胡锦涛指出，美联储行动对全球产生的不利影响，源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这“是历史形成的”。36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则重提了特里芬的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的善意或审慎都不足以改正这一根本性问题。
周小川呼吁从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他指出：“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而这正是特里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批评意见的核心观点。他提出：“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故意导致的结果，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怀特的计划失败了。他得出结论：“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他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使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特别提款权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即以凯恩斯的班科为模型。37新华社继2011年谴责美国“借债成瘾”之后，又一次重申了周小川的观点，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稳定的以及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38
虽然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大债主，但是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不同，她无力策划一场布雷顿森林式的改革来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今天的美国并非20世纪40年代那个哀求乞讨的英国。英国因为两场世界大战而破产了，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她就无法用美元或黄金支付必不可少的进口。相比之下，美国还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尽管美国的债务规模庞大并且不断增长，但是金融危机席卷大西洋两岸之时，她却以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售出了数量创纪录的新债券。美元仍然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较10年之前的70％有所下降），而全球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进口的75％仍然使用美元结算。39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取了超常规的行动来支持国内信贷市场；相比之下，瑞典、澳大利亚等各国央行要采取相同的动作，就不得不出售外国资产才能换得美元。40当前，美国没有必要为了顾及某种模糊的全球公共利益而牺牲其超级特权。只有当市场采取行动并清晰地转向美元替代物时，美国才会有所动摇。
但是，可靠的美元替代物目前供应不足。欧元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这进一步导致人们对超主权法定货币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至于特别提款权，它们目前仅占全球储备资产总量的3％还不到，而且私人贸易货款、借款以及贷款无一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单位。41直到这种状况改变之前，中央银行没有动力去持有更多的特别提款权。而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支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是凯恩斯，怀特则是强烈反对；但是，这种货币的生命力在一个以国营贸易为主导的世界中应该会大很多，这就是前苏联的那种做法，也是怀特私下里认为的世界未来的方向。
中国的人民币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么？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这个十年结束时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其货币受到严格的汇兑管制，且其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并且发育不良。42中国还面临另一个现实的困境，即任何成功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统治地位的举动都将以大幅牺牲她所持有的大量美国证券的购买力为代价。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人激烈地支持回归某种形式的国际金本位，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尽管今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一国政府有意愿且有能力遵守金本位的条条框框，因为它要求各国容忍通货紧缩，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事件；但是，如果普遍出现对法定货币失去信心的状况，可能会促使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改变现有做法。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重新积累黄金储备，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截然相反。在某个时点，各国政府可能会寻求用黄金来结算贸易余额。黄金在衍生品交易中被用作抵押物。私人黄金“银行”账户允许存款人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进行跨境电子转移支付，虽然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业务，但是增长十分迅速。有朝一日有可能会为此类账户发行电子借记卡。43因此，黄金有可能在无需宣布成立某种新体系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一种活跃的货币，这并非一种科学幻想。事实上，古典金本位就是在没有任何国际计划或协定的情况下出现的。
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他宣称“一场国际货币战争”爆发了，在经济增长减速的严峻形势面前，许多国家试图刻意压低其货币汇率来增加出口并阻碍进口，特别是美国。瑞士、日本、巴西以及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减轻在其看来不可承受的货币升值压力。虽然曼特加的评论也许是夸大其词，但是他的说法在大范围内被反复提及，这反映出市场很明显地察觉到了“大缓和”时代的逝去所蕴含的危险。
虽然有可能出现一种良性过渡的局面，即从一个美元主导的世界温和地过渡到一个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货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但是此方面成功的先例不多。在20世纪初，美元、英镑、法郎和马克各自都曾经扮演过储备货币的角色，但是它们都是黄金的替代物。当20世纪中期美元和英镑共同分担储备货币地位时，英镑总体上还是不可兑换的，主要服务一群别无选择的客户。
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局面，即一旦世界出现明显脱离美元的趋势，将会产生扰乱性和破坏性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是一个更黑暗的样板，在那个十年中全球贸易崩溃瓦解。近期，中国与日本、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缔结双边协定，目的是为了在开展双边贸易时无需使用美元。如果这些国家都不再大量积累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从而变得更有可能通过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歧视性的做法来平衡双边贸易，那么这些双边协定就是令人不安的前兆。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永久性地消除这种歧视性做法。
今天，中国与美国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与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深深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政治关系破裂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危险和高昂的代价。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持有的英国证券数量仅为人均1美元；而今天，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数量超过了人均1000美元。44所以，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有能力随时引发一场英镑危机，并且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就不能对美元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无法为她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但是，她找不出替代方案，因为任何一个替代方案都意味着她的储备资产遭受巨额损失，出口工业和依赖资本补贴的国有企业出现经济混乱，以及诱发潜在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
有一个想法很诱人，即回归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和大卫·休谟的思想，认为中美在商业上的复杂关系使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两国都不愿为了根本性地改变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权力平衡而承担使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这不仅涉及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地缘政治，以及对能源等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还包括了货币秩序。
但是，同样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两国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1907年英国外交部官员艾尔·克劳对英德关系的判断那样。克劳认为，无论德国的意图或其声明的意图为何，德国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她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创建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而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与大英帝国的存在是互不相容的”。英国不能允许它的存在，风险太大了。所以，外交手段终将有其局限性，战争实际上成了一个时间的问题。45虽然在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是获胜的一方，但是金融的压力最终导致帝国的清算和解体。
2005年《外交》杂志刊登了中国政府的长期政策顾问、中国共产党的智囊郑必坚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中国“将不会走一战之前德国走过的路”；相反，她将致力于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46但是，当代的克劳也许能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继承了英国并更具统治地位的美国之间察觉到同样的源动力在发挥着作用。无论郑必坚或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说些什么，甚至是坚信什么，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大幅扩充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而这将动摇美国在这一区域以及之外安全政策的基石。因此，美国将被迫抑制中国的崛起，采取新的模式与太平洋国家进行接触，并不可避免地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