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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能表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我，还有许许多多人的心
情，我也很喜欢我那篇小文的题目：更向前！当时我未到而立之年，明年却
将进入７０岁了。不能不有“时间飞逝”的感叹，而现在我比当年更能体会
“更向前”这句话的份量。
前不久，在我写的一首小诗中有这样两句：“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在
生活的漩涡中浮沉。”人总是在前进的，人生的道路总不会是那样平坦。有
坎坷，有险道，有陡坡，有曲径？ 。然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在绝
壁前，我们迂回；在乱石中，我们开拓；在荆棘中，我们留下血迹？ 。进入
老年后，身体当然会哀弱，但精神应该还是保持健旺；脚步不免踉跄，但却
不应该停息，人生的欢乐就正在于搏斗。我们要做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而
不羡慕“坐看云起时”的隐者。
我们当然有时不免回顾，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更常常倾听
未来的呼唤，那永远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辉煌的理想是美丽的，而要达
到那理想却需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尽的代价。而人生的欢乐
也就正在于追求。重要的是，心中要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 。一年又过去
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将跨进新的一年。我们临近了世纪末，但我们没有
世纪末的悲哀，却只感到了日益逼近的新世纪的光辉。
是的，让我们更向前！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王大化在重庆复旦中学
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
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
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
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
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
“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
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
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
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
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
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
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
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
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住了。那
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
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
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
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
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
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
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
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
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
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
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
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
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
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
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
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
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
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
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
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
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
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
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
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
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
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
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
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
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
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
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
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
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
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
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
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
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
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
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
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
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
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
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
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
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
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
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
（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
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
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
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
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
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
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
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
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
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
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
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
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
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
桥街上碰到了他。
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
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
《寄Ｄ．Ｘ——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
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
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
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
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 。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
间的真理？ 。我们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