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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系统的学理可言，不过表现出星占学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一面而已。
北斗七星既如此神秘而重要，则它所表现出来的星象自然与人间治乱密切相关。下面也引述一些占辞为例，通常，七颗星都分别兆示着不同的内容，比如：《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孝经纬援神契》。
天子不事祠名山（不祭祀名山），不敬鬼神，则斗第一星不明。
数起土功（屡兴土木），坏决山陵（破坏陵墓），逆地理，不从谏，则第二星不明。
天子不爱百姓，则第三星不明。
发号施令不从四时（政令不和四季配合），则第四星不明。
用乐声淫泆，则第五星不明。
用文法深刻（法律苛刻），则第六星不明。
不省江河淮济之祠（不关心江河之神的祭祀），则第七星不明。
又如，朝廷上七种重要官员的人选合适与否，也被认为与北斗七星的明暗有关：《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荆州占》。
北斗第一星不明，御史大夫非其人也（指不称职，下同）。
第二星不明，大司农非其人也。
第三星不明，少府非其人也。
第四星不明，光禄非其人也。
第五星不明，鸿胪非其人也。
第六星不明，廷尉非其人也。
第七星不明，执金吾非其人也。
在中国星占学中，星象所兆示的，十之八九皆为灾异、警告和谴责，而所谓的“祥瑞”之兆为数甚少。但是北斗七星得以侧身于此少数之列，古人认为，北斗七星若能保持在正常位置上则为“祥瑞”之兆——其实恒星之间不可能在常人一生的时间尺度上发生肉眼看得见的移动。举一例如下：孙瑴：《古微书》卷九《春秋纬运斗枢》。
天枢得（得其所，指处于合适位置，下同）则景星见，甘露零（霖）、凤凰翔、朱草生。
璇星得则嘉禾液。
玑星得则狐九尾。
衡星得则百兽率舞、麒麟至、灵龟跃、万人寿。
权星得则日月光、乌三足、礼义循、物类合。
摇光得则陵出、玄芝生、江吐大贝、海出明珠。
这些稀奇古怪的意象，特别是“甘露霖”、“狐九尾”、“玄芝生”之类，都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祥瑞”，是天下太平、尧天舜日之时才会出现的大吉之兆。
北斗运于中央以控驭四方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还有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里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两汉之交时的空想复古主义改革家、大野心家、短命新朝的皇帝王莽，是一个极信星占之学的人，对于“斗为帝车，临制四向”的观念，尤为狂热入迷：
是岁（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据说是掺入了五色石粒的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想借此施行厌禳之术以战胜各地的反叛军事力量）。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则在前，入则御旁（出行则以威斗为前导，入室则将威斗作为仪仗陈设在旁）。《汉书·王莽传下》。
王莽铸造了一个北斗七星的模拟物，名之为“威斗”，出入时刻不离身旁。他希望这一人为制造的神秘崇拜物可以帮助他在内外交困中克敌制胜，这当然只是梦想。当他末日来临，讨伐他的军队已经攻入首都长安城，巷战正在进行，皇宫已经着火，他却既不指挥作战，又不安排逃亡，反而像巫师术士一样，跑到尚未着火的未央宫中，作如下一番表演：
时莽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栻（即式盘，古代常用的星占仪器）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汉书·王莽传下》。
王莽要天文官员在他身旁操作着式盘，随时向他报告北斗七星作周日拱极运动的情况（因为白天看不见星，所以要用式盘推算），他则随之不断调整自己坐的方向，使之与斗柄所指方向一致。这显然是直接模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向”。但此时他已经四面楚歌，无力回天了。巷战两天之后，他逃往渐台（未央宫苑中一座四面临水的高台。“渐台”还是一个星官之名），仍不忘带着他的威斗，但终究无济于事。讨伐军攻上渐台，王莽被乱刀分尸。
王莽铸造威斗出入不离、“旋席随斗柄而坐”之类的做法，完全可以看做后世方术之士“披发仗剑，踏罡步斗”而求雨、禳灾、捉鬼等等仪式的先声。威斗虽被“松纹古剑”替代，但别忘了那把剑往往仍是“七星剑”。古代星占式盘中央也刻着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组成被称为“北斗”的星官，它后来成为人们向之祈福禳灾的偶像。而且佛、道两教都有向北斗顶礼膜拜的仪轨，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在《大藏经》中有《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北斗七星护摩法》等佛教密宗的经品，后面一种还是大名鼎鼎的僧一行所著。在《道藏》中也有《北斗九星隐讳经》（北斗七星加上“辅”、“弼”两星而成九星）、《九星真经注解》等经。在敦煌卷子中也可见到礼拜北斗的内容，例如：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历书。敦煌卷子S2404，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谨案《仙经》云：若有人每夜志心礼北斗者，长命消灾，大吉。
葛仙公礼北斗法：昔仙公志心每夜顶礼北斗，廷年益算。……
“葛仙公”指东晋著名道士葛洪。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5节 客星、瑞星与妖星
古人所谓的客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指新星或超新星的爆发。因为原先肉眼看不见星的天区位置上，忽然出现新的星，而且有时极其明亮（甚至达到白昼可见的程度），过一段时间后重又消失不见，如客人之来去，故谓之客星。比如中外学者津津乐道的公元1054年的“天关客星”就是一次极为罕见的超新星爆发。客星虽不常见，但古代星占学对此仍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
客星通常都是不祥之兆。它们被视为上天的使者，是来向人间昭示君主政治失误以及上天对此的谴责的：
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皆天皇大帝之使者，以告咎罚之精也。《乙巳占》卷七。
客星被分为五类，依次是：
周伯
老子
王蓬絮
国皇
温星
关于客星的天象有如下四类：
客星犯月
客星犯五星
客星犯列宿
客星犯中外（星）官
这些分类的机理被说成是：
（以上五类）皆客星也，行诸列舍、十二国分野，各在其所临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乙巳占》卷七。
下面举几则关于客星的占辞，其中有的荒诞不经之至：
月在星角者，臣与黄门（太监）僮仆女人阴奸为贼。两星在月角者，臣与人君共作奸。一星在月中，臣与君妇女共作奸谋。一星在月下者，后宫列女要臣为奸也（要，这里是“要挟”之意）。《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孝经纬内记》。
新星或超新星爆发，是不可能“在月中”的，因为新星距地球远而月亮离地球近，但古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况且所谓“客星”，并不一定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发。再看下面三则，也同样匪夷所思：《乙巳占》卷七。
客（星）干犯女（宿），邻国有以妓女来进（指邻国进献歌伎女乐，不是今日狭义的妓女）；妾迁为后。
客星犯井（宿），国有大土功之事；小儿妖言（有“妖言惑众”的童谣流传，这在古代视为不祥之兆）。
（客星）守张（宿），楚、周有隐士；不去，满三十日，有亡国、死王；臣戮其主，小人谋贵，祸及嗣子，期三年（应验之期在三年以内）；食中有毒；邻国有献食物者；天下酒大出，天子以为忧败（天子为此担忧败亡之事）。
这些危言耸听的占辞，当然都出于星占学家的穿凿附会，但由此也可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天人感应”是如何的细大不捐。
在中国星占学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皆为凶兆。但也有“瑞星”一说。瑞星之出，皆为吉兆。这样就增加了星占学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应用起来就更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否则，御前星占学家只是一味向皇帝提出警告，到了需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是需要陈述“天文符瑞”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时，他们岂不是要束手无策了？
瑞星据说共有六种：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重修《灵台秘苑》卷十五。
景星
周伯
含誉
格泽
归邪
天保
这些名称未必有什么深意或学理可言。比如“周伯”又是前面刚谈过的客星五类之一，而在有些星占学文献中，“格泽”也是凶险不吉的。至于瑞星，通常都是因为君王“德合天”、“施德孝，兴礼义，人民和而夷狄表化”才出现的，是“福德之应，和气之所致，有道则见”的。它们所兆示的“祥瑞”，可以举几则有关占辞为例：
王者序长幼，各得其正，则房、心有德星（即瑞星）应之。《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含文嘉》。
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制订礼乐制度并实行之，这符合上天之心），则景星见。《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稽命征》。
尧即位去年（帝尧即位的前一年），景星出翼，凤凰止庭（景星出现于翼宿，凤凰落脚于庭中）。《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尚书纬中候握河纪》。
这类关于瑞星的天象，可以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去认识。事实上，瑞星只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遍及天上地下的所谓“祥瑞”、“符瑞”的种类之一，在历代官史志书中（例如《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