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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 年报社内虽
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
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 页）
1957 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
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
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
《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
年第4 期第58 页）1957 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
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
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
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
据说70 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
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
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
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
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
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
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
60 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 年至1949 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
料选辑》第25。28 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
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
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
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
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
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
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
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
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王芸
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
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
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
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
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
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 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
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
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
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
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 岁，如果不是很快
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
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
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
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
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
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
寅恪》第30 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 年4 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
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
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 年10 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
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
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
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 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
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
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
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
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 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
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 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
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
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
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 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
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
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
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
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
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
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
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
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
说清楚的。
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
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
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
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
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
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 位老教授成了“梁
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
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
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
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
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
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
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
来。1980 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
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
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
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
验教训呢？”（1994 年2 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
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
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
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
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
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
《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
道路。
尹达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
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 年，26 岁的
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
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
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