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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骧”号和1500吨的“日进”号之外，这些军舰大多是两三百吨的炮舰和护卫舰，整个日本海军共有军舰、运输舰、通报舰、练习舰、御召舰（天皇游艇）等杂七杂八的舰船共17艘，总排水量仅11432吨，而此时英国已经出现了单舰排水量达17000吨的米诺陶级铁甲战列舰。两相比较，日本一方面痛感国力穷困，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则加快了经济改革，创办官营事业，扶植民营企业，改革兵制，从西洋引进警察、司法、教育诸制度，改善交通和通信事业，以尽快达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维新三大目标。如山县有朋所说，“强兵为富国之本”，所以，陆海军的扩充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兵部省成立3年之后，兵部大辅前原一诚于1875年提出了最初的海军军备计划。他设想在20年中建造200艘军舰，其中“蒸汽厚甲舰”（即铁甲舰）50艘，“木铁两制舰”（外包铁皮的木制巡洋舰和快速护卫舰）70艘，“大炮船”（炮舰）60艘。此外还要建造运输舰20艘。海军兵员扩充为25000千人。完成整个军备计划的预算为4500万日元以上，远远超出了当时日本的财力（注：1872年日本实行金银双重本位制，废两改元，一日元金币相当于黄金1。5克，4500万日元约合黄金68吨。而1877年的日本国家预算总额才不过4800万日元）。
虽然没钱，可是海军也得办。1871年，日本海军从英国商人手中买入一艘舰龄已达18年，经过翻新的快速炮舰，改名为“筑波”号。这艘二手军舰在使用中发现诸多不便，于是将其划给东京的筑地海军讲习所，于1875年又从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新造军舰。
其中“扶桑”号为3700吨级的中央炮廓式铁甲舰，“金刚”号和“比睿”号则为2200吨左右的铁壳巡洋舰。3舰均为风帆蒸汽混合动力。此时是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后的第二年，日本购买此3舰，无疑是为了针对中国这个未来的海上假想敌的。同时台湾事件之后，清朝从英国购买了“龙骧”、“飞霆”、“镇东”等12艘“蚊炮舰”，以为海防浮炮台之用，排水量400吨上下，各搭载一门11或12英寸炮。两国军舰对比，当时清国海军重视海岸防守的建军思想可见一斑。
在岩仓使节团回国后不久，日本便开始了“殖产兴业”运动。新成立的工部省将原幕府创办的8座最大的兵工厂交给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其中横须贺制铁所发展成为横须贺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等8座兵工厂也都成为日本近代军火和舰船制造业中的核心产业。
1876年，日本自造的第一艘装甲快速炮舰“清辉”号在官立东京石川岛船厂下水，“清辉”号不过是排水量900吨的三桅蒸汽炮舰，但是它的下水却被看作是日本海军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日本自此开始具备为海军自造军舰的能力。
“清辉”号建成之后，日本又在石川岛和横须贺等船厂自建了“天城”、“磐城”、“天龙”、“海门”、“葛城”、“武藏”、“大和”等军舰。虽然这些船的单舰规模不大，多为千吨上下的炮舰，但是日本由此掌握了从设计、制图到锅炉、动力、船身、炮具的一系列造船技术。
同日本相比，同时期的江南制造总局可建造1800马力、搭载26门炮、排水量2800多吨的“海安”号兵轮，应该说中国的造船技术并不比当时的日本落后。但是因为“名为自建，一铁一木皆取材于外洋”（当时日本的造舰用船材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导致造舰成本过高，所以后来清朝慢慢停止了自造舰船，而转为从英德等国购买现成军舰。一个是不惜工本和钱财来扶植自己的造船产业，一个是因噎废食转向购舰，中国同日本在造船工业方面的差距，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拉大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兴办海军的功利性目的：不过是以其为海防手段，借以暂时抵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维持整个苟延残喘的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一点没有借此机会发展近代工业、壮大国力，建立完整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的概念。
第一编 海权博弈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1）
在清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内容为：1。 海防会办应阅历深厚，精通海防；2。 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选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延请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3。 请调李成谋去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4。 船政局经费必须保证；5。 船政局轮船当预储管理人才；6。 江防仅长龙、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7。 日本废琉球，我此时海防未备周齐，只能予以谴责，俟我防务沛然，再兴问罪之师；8。 对日需俟其先发，分投牵制；9。 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湾，也必北图朝鲜，我须预作准备；10。 朝鲜须与泰西各国立约，以防日本并吞；11。 英、美、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12。 请速购铁甲船、水雷，并整顿营制、饷制、行政、用人；13。 筹办海防，须整顿吏治，团结民心；14。 严整军队卖缺；15。 沈葆桢宜来金陵、上海两处；16。 健康好转，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随时接受朝廷查询。但由于沈葆桢于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旋即超过南洋，成为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随即归属淮军体系。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喑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因素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装备的保障。
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经自行开工建造了数十艘旧式炮舰外，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先后调拨“操江”、“湄云”、“镇海”、“泰安”4艘入驻北洋，成为北洋海军最早的海上机动打击力量。但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和自造舰船确实成本大大超过外购，质量也确有缺欠，因而过于偏重外购舰船。在他的推动和恭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首次大规模外购军舰。
最先进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镇”字号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设计师伦道尔设计的一种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舰，其排水量仅仅300—400吨，而装有一门装载于2000吨以上军舰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于船身，类似蚊子尖嘴，故名之为“蚊子船”。该型船只攻击力较强，但因为火炮不能转动，完全依靠船身调整来瞄准，因此机动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能力，主要是作为水上机动炮台配合陆地固定的岸炮防御海岸线之用。从性能及设计思想来看，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相当先进且性价比优良的海军武器。但坦率地说，这仅仅是海防力量，而于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构建海上机动打击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李鸿章从此也认识到，想组建近代海军，还是必须依靠大型铁甲战舰，单纯的轻型船只是没有争夺制海权的可能的。
随即，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当时又称为“快碰船”。1880年，鉴于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为紧张，李鸿章等人终于决心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后来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此二舰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属于第一流水准，在远东更是无有对手。而这两艘战舰耗银高达340万两，对于当时年支出不过7000万两左右的清廷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鸿章为此屡屡致信在德国监造的李凤苞等人，叮嘱其一定认真考校。随后，又在德国订造了1艘装甲巡洋舰“济远”。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晚清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