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夷者，外夷制之”，以证明师夷长技古已有之，但因这句话来自《史记》，既非儒家经典，亦非圣人教诲，实不足以使儒门时贤信服。岭南一些经世派的儒学大师对此便作出了强烈反应。梁廷楠写道：“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在举了三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西学中源的例子后，他断言：“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双方都是经世致用思潮的著名代表，在夷务问题上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从先秦儒家的典籍看，梁氏的论断更符合孔孟的本来意思。
这种来自文化糟粕的障碍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论争，还成了实际工作中排拒正确建议的堤坝。当时，法国和俄国都曾建议中国派人到他们那里学习修船铸炮的技术，清政府都坚决拒绝了；一个熟悉天文算法的美国人要求为中国效力，也被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乃“天朝定制”，不必多生事端！这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被轻轻地放弃了。
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心理，这成了当时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直接障碍。当时许多国家要求与中国互派大使，要求进京递交国书并与中国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谈，这本来是现代外交的常识，却被坚决拒绝，理由仍然是“中国自有定制，向例所无，不能增加”。
不过，道、咸两朝虽然没有提倡改革，但一再强调“整顿”，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改革。在召见一个地方大吏的时候，道光帝曾经阐明他的指导思想：“汝此去，诸事整顿……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咸丰帝即位之初也一再发出上谕“敕沿海整顿水师”，支持“整顿财政”和综核名实、整饬吏治等等。
那么，整顿究竟收到了哪些效果呢？
先看看军队的情况。八旗兵和绿营本是清朝的基本军事支柱，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不但八旗兵已丧失战斗力，绿营也已成腐木朽株。全国有绿营兵60万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额已成公开的秘密，各级领兵官员普遍吃空额，贪污军费。军纪败坏也已经达到兵匪不分、无恶不作的地步。
有个在八省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至署理巡抚达30年的官员曾有这样的见闻：道光十八年他调任太原知府，看到的竟是“太原驻防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道光二十二年他在福建任职，发现作为绿营组成部分的“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有的御史还向皇帝报告：“近日各省营伍操演之日，所有马匹兵勇往往临时雇觅替代……其军器或至朽烂不堪，火药或至不能运送。”
这些公私记载表明，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军队已经腐烂，“力除积弊”、“大加整顿”一类的上谕没有少下，却均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支军队除了解散重建之外已经毫无出路，可是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兵匪一家的状况下，裁撤旧军队会立即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在鸦片战争中，各地都曾募勇御敌，结果易聚难散，“勇散为盗，在在劫掠”，令许多督抚心存疑虑。再加上按清代军制，地方大吏手下都有兵，总督有督标，巡抚有抚标，此外还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辖下的漕标、河标，军事官员如提督、总兵则分辖军标、镇标，这些都是利薮所在，所以，尽管其中也有明达之士立意改革，这些军队的整顿始终成为具文。
除了军队以外，其他内政应该怎样整顿呢？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3）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已成风气，等而下之的书吏衙役则包赌包娼，敲剥百姓。而各级官员每季度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总要向上司及其幕僚乃至门子奉送各种名目的礼金。有人曾比较坦率地记下了这方面的支出：他出任陕西督粮道，“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求助者不在其内”。后来他授四川按察使，到任前赴京觐见，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九卿等“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考虑到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过四五千万两，这些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巨款。这个当时尚称清廉的官员不由浩叹：“署事如打枪，此指州县言之，不料监司大员亦复如此。”各省向朝廷有所请求，不送几千两“部费”俾有关官员有所分润，通常都无法通过。政风如斯，靠几名御史的监察和上司“核名实”，加上利用派系矛盾，有时也可逮住几个败类，解决一些枝节小事，但却于大局无补。
此外，这个古老的统治机器中司法制度也极为黑暗，要是说省以上还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话，州、县的行政负责人却同时就是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为他们受贿勒索提供了条件。还有，当时的文武官员是通过三个途径晋升的：科举、捐纳和保荐，主要是科举。捐纳即用钱买官。请听道光皇帝一席话：“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但他旋即表示，因为财政困难，官还是要卖的。
那么，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会不会好一些呢？作为敲门砖，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和时文八股，而这些无补世用，历来为有识之士所诟病。武举更加荒唐，考的是沿袭几千年的弓马和所谓韬略。鉴于科举制弊端百出，从顾炎武到冯桂芬都赞成用推荐的办法取而代之。前者认为：“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后者则说：“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善也。”这是经世致用派的一种重要主张。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来的保举推荐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人才，但总是免不了朋比之弊，等而下之则用金钱去买通关节。正如顾氏自己所说：“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推举的办法更难以避免这个弊端。有个以“锐意世用”自居、做过10年小京官的人沉痛地写道：“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责（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说的虽是同光之间的经历，道咸之际情况应该也无二致。改科举为推举，能遏止这类腐败吗？
其实，在人才选拔上，症结不在于选拔方法，而在于士子们十年寒窗所反复吟诵的时文和经史均已不适于安邦治国的需要。改革科举制的最好办法是废除它，但不幸，直到蹉跎了半个世纪之后这才成为现实。
让我们再看看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怎样被延误的。
鸦片战争以后，上上下下都在叫喊财用不足。困难是怎样造成的呢？战争的损失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光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就支付了2100万两，除尚欠300万外，其余由政府支付，每圆折合白银七钱，共计1260万两，这笔款分4年支付，头两年基本上是动用财政存款，后两年则主要由粤海关支付，都比较顺利交完，再加上军费支出，负担更重。
但从当时全面情况看，这尚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清廷的财政根基，“道光末年，户部库储尚二千余万，各省亦辄二三百万”，以广东来说，在1854年以前“粤中库储极丰……海关库常存款百万，运库、司库各百余万，粮道亦数十万”。困难首先由于这个政权已经过于腐朽，它已无力革除自身的弊端。检阅有关文书，不难发现对被称为三大政的河、漕、盐有许多谏言，其中不乏重大价值的主张，却迁延多年无法实现。例如，清代承袭元明旧制，每年运送400万石米至京师，这叫漕运，但因为上下渔利，各种正常不正常的费用加在一起，每石有时竟达18两，总计达7000多万两，而每石在京只值1两多。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便建议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鸦片战争后，冯桂芬重申旧议，指出：“谚运：价高招远客。……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这个利国利民的主张仍如石沉大海。1875年，薛福成又一次旧议重提，指出这样做有七个好处，包括“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之多”，又能令“民力久纾”，“米商奔赴，百货流通”，但他仍落得白费精神！直至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为折收银子，却仍保留100万石漕粮。直至辛亥革命后，这个问题才随着清政权的灭亡而彻底解决。一个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却费时一个世纪！
再看看河工。“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盐政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清廉的干员稍加整顿，收入便可急剧增加。例如，郭嵩焘于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五日接任两淮盐运使，至八月初九离任，接任时“库储不及四万”，经过他擒治巨枭私贩，大力整顿，除清缴欠饷十多万外，移交时“尚存库储二十余万金”。以此亦可略窥稍早几年——即道咸年间盐政的腐败情况。
前人有云：“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鸦片战争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