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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有云：“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鸦片战争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富强的关键所在。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这个方向呢？
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为本。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及其大臣们还没有警觉到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在讨论如何“善后”时，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造船、铸炮、练兵，偶尔谈及经济，想到的就是“官荒地亩，如何分饬各府州县清查，招垦纳租，以资津贴”。明达如冯桂芬也认为：“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有意无意地给各种商品经济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4）
以开矿来说，不但没有积极提倡，且常借故禁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人在直隶喜峰口外开银矿，一道上谕便下来了：“喜峰口密迩京畿，游民胆敢聚众私开银矿，日久恐滋弊端，不可不严行查禁……即设法将此项流民全行驱逐，净绝根株。”矿产资源当然不能乱挖，但整顿有两种态度，一是弄清情况，权衡利弊，正确引导，另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严予打击、禁绝。不幸的是，执政者采取了后一态度。
对于人民自发的贸易活动他们也采取查禁的方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战争刚结束，直隶总督就向皇帝报告：“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宁河等处商船向例只准赴奉贩运粮石……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禀清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不久皇帝便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按照现议章程一体遵办。”这里所说的“偷越外洋”，不过是在中国沿海各省间从事贸易活动，这也要“重治”和“不准”，本来就很弱小的商品贸易便更难于动弹了。
在同外国商人长期交往过程中，广州出现了一批熟悉对外贸易并与外商有较密切联系的人才，如果通达时变的话，应该把这批人视作宝贵财富，依靠他们促进贸易的繁荣。可是从皇帝到地方大吏都视他们为异己力量，千方百计予以打击。他们被加上“私通外夷”、“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借故判重刑，列举的罪名如“向在夷人处专教华言，贪其微利，甘为指使”，或给夷人“写就书信，设谋划策，希图常留收用，以为进身之步”。现在看来都很含糊，是否构成犯罪大有可疑之处。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打开大门的，一有机会就立即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封闭态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有一俄国商船驶到上海，载来狐皮、面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国“向在北地陆路通商”，硬是不准在上海贸易。皇帝还下令地方官应“告以中国向有贸易一定章程，碍难另创新例……饬令回帆”。他们仍然固守传统的“定例”，力图阻碍中国与日益发展的世界市场的联系。
只有个别受到欧风美雨浸润的经世派人士的眼光超出了这个局限。魏源就是这一类出类拔萃的人物，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公开建议应该支持和保护中国商人发展对外贸易，把整治水师与保护商务结合起来。他说新式水师建立后，“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主张把保护商人出洋列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式任务。同时，出于对官僚的贪婪腐朽的深切了解和西方所以富强的初步知识，他主张发展经济以民营和民用为主，依靠“本地之富民”，而严格限制官府和官吏的干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应规定官吏“不许承办船工”，还要破除陈腐的华夷观念，引进西方的人才和科学技术。不幸，这些富强大计都成了只堪后人凭吊的书生空谈。历史就在这里被延误。
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国人没少付“学费”。历史被延误的原因很多，而不能不正视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尚未建立精确的学科分类的情况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行政、司法、财政、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所没有的。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历史的困境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其次，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在这20年间，不少仁人志士不乏爱国热情，却因跳不出传统的窠臼而无所作为。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第二编 视野PK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1）
如果把传统中国王朝的兴灭分为创业、守成和没落三个阶段的话，清朝在1840年，从内政而言，并没有陷入传统中国王朝周期循环的危机时期。虽有18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但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基本属于王朝周期发展过程中的“守成”期而并没有进入末世阶段。即使在1840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发动的多次战争，清政府还是独撑了六十多年。显然给予清朝致命一击的是西方人。从16世纪下半期的明帝国一直到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在三百多年间，“两代”中华帝国都把正在崛起的西方视作蛮夷和“犬羊”，把一个拥有坚船利炮、正在迈向近代工业文明并虎视眈眈、一心想宰割中华的最危险的敌人竟然当作了连高丽和琉球这类的传统藩属都不如，中华帝国其实从明朝后期开始就已经在铺设通往未来的末日之路了。
在中西关系发展史上，中国和西方曾直接或间接、时断时续地交往过数千年。近代西方主要是从16世纪初期起重新进入中国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略作整理，就可看到近代西方在3个多世纪中，已与中国在文化、商业、政治和军事几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接触。
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的成果，莫过于西方传教士入华给双方带来的影响了。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之后从海路不断来华。到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沙勿略有首创之功，利马窦则奠定了一百多年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基调和方式，而汤若望、南怀仁达到了天主教徒在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政治地位。西方传教士曾一度充斥于中国的民间和宫廷。但传教士引起的“西学东渐”，真正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却并不在宗教方面，而是在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上。西方的天文、历法、测绘、数学、物理和机械学进入了中国的知识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教士的中介作用，中国文化也同时“西渐”欧洲。
从中西贸易交流来说，西方国家300年来已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货物带到了欧美各国。葡萄牙在西方各国中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国家。在1513年葡萄牙人乔治·奥洁莱斯首航广东沿海出售货物后，葡人垄断中欧贸易达半个多世纪。特别在1557年据有澳门这一立足点后，葡萄牙更是拥有了比西方其他国家远为优越的地位。为获得与中国贸易优厚的利润，葡萄牙不惜以武力阻止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通商。葡萄牙人同时还在中国的福建和浙江沿海，非法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直到18世纪以后，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西贸易总额中的比例才不断下降。西班牙是继葡之后的第二个与中国通商的西方国家。西班牙在1571年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它不仅继续以传统的“吕宋”名义与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而且从1565年到1815年的250年间，由西班牙操纵的、以中国货和华裔海员为主的跨越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洲际贸易盛极一时。荷兰曾于1604年和1607年两次到达广东欲与中国通商，但被葡萄牙所阻，不久便占据澎湖岛和台湾，与来往的商船贸易。后来经荷兰再三请求通商，清政府终于允许荷兰进行八年一贡，船只不得超过四艘的朝贡贸易。到17世纪后，英、法也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行列。而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其商船“中国皇后号”则于1784年首次使华。随着广州一些口岸通商贸易体系的建立，西方国家在18世纪中期之后就主要通过广州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了。北方的俄国则利用早已存在的渠道，与中国进行皮毛和茶叶贸易。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更保障了俄国与中国的贸易权利。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发展为西方各国中对华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西之间不仅在商业方面有了大量交流，而且在高级别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了直接的接触。政治方面的交流主要表现在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企图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活动中。1521年，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派皮来资以大使的身份来到北京。1522年，明朝新即位的世宗皇帝不仅拒绝接见，还将其押回广州囚禁，1523年皮来资死于中国的监狱。之后，葡萄牙仍然坚持不懈地向中国派遣使节，在整个清朝前期，由葡萄牙国王或其海外总督派出的使者相继5次出使北京。荷兰也在清室入关后，曾于1655年、1664年和1795年数次派遣使者，请求通商。“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在1792年和1816年两次分别派遣马嘎尔尼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