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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的“客观逻辑”。这一方面使他对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叙述，没有成为历史资料的堆积和罗列，另一方面又使他所构造的关于西方美学的“历史系统”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难免受到如下质疑：为了构造一个美学史的“系统”而摆脱的所谓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真的就无关紧要？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1节 钱钟书的反“体系”论（1）
中国传统的谈艺论文、谈玄论道之作中，虽也有像《文心雕龙》、《肇论》之类体大思精的论著，但众多“诗话”、“词话”及各类“语录”，却往往不具有严密的“系统性”。“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五四”之后，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的人文研究取向渐成风习，西化的“系统性”论著大量涌现：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新理学》、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等，不胜枚举。（22）
尽管钱钟书《七缀集》中的单篇专论，亦是体式欧化、具体而微的“系统性”论著，但他对“理论系统”的建构却始终保持着“反思的距离”。
他指出，在“思想史”上，“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钱钟书此处所谓的“思想史”，虽无明确指称，但一部“西方哲学史”当在其视野之内。因为所谓许多“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检验而“垮塌”云云，更象是对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描述，其语气非常接近于马、恩对黑格尔哲学、美学体系的评价，其内涵则非常接近于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时对“体系”的一段评价：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结构的骨架和脚手架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23）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在其中发表上述观点的《读〈拉奥孔〉》一文，作于1962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已成为社科人文学界的“主流话语”，钱钟书亦难免受此时代风气浸染。
可以看到，钱钟书在上述思考中是以“时间”为尺度对“理论系统”（“严密周全的思想”与“哲学系统”）的价值予以考量的。这种以“时间”为尺度的考量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某一精心构造的“理论系统”经过几代后人的推敲，是否有漏洞；其次，某一“理论系统”中所包含的种种观点，是否因“时效性”的丧失而不再有现实意义。这两个层次的考量，也有重叠之处：后人在推敲前代学者的“理论系统”的时候，固然可以从逻辑上、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上以及其他角度上揭示其漏洞，但也不排斥“时效性”这一角度。钱钟书指出，“思想史”上的许多“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所谓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也就是指经不起后代学者的推敲及“时效性”的检验。
那么，一个“理论系统”又何以会在“整体上垮塌”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理论系统的构成或结构进行考察。前文提到，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三位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代表人物中的每一个都利用了从自己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以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这就意味着，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体系”均以各自的“基本思想原则”为基础。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明确指出，其“学说的系统性在于全面地贯彻了他的基本思想”：“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即原子和原子在空间运动的知识，从而当现实表现在知觉中的时候便能解释出现在现象中的现实。”（24）而在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卓有洞见的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则指出：“（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是通过源于科学专业化的方法而进行的普遍性的批判，它预设了一个原初观念的封闭集合。”（25）他又指出：“所有系统的思想必定开始于预设。”（26）这就是说，思想或理论的“系统化”以“预设”的且构成一个“封闭集合”的“原初观念”为前提。此处的“原初观念”与文德尔班所谓“基本思想”在措辞上有微妙差异，但所指大致相同。
既然任何“理论系统”按文德尔班及怀特海等的观察，均建基于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之上，那么，一旦这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被颠覆，则整个“理论系统”便难免随之“垮塌”。不过，照钱钟书的看法，尽管“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概而言之，一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仍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其哲学体系所赖以建构的“基本思想原则”：“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被后世研究实践证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而非真实的命题，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建构都难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与所谓“真正现实”有一定差距。由于德氏的“基本思想原则”或基本理论“预设”被证明非真，则其“哲学体系”或“理论系统”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但其中的许多“片段思想”仍然对后世“有价值”。可以看到，钱钟书在对“理论系统”的反思中，是以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作为对照的，这就凸显出了“理论系统”与“片段思想”这一对关涉着人文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重大问题的二元概念，后文对此将作深入探讨，兹不赘。
另需指出的是，由于“理论系统”往往是在某些“基本思想原则”或“原初观念”的基础上，以“目的和方法的统一”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问题作出解释，这就难免导致它对其他“思想原则”的排斥和解答问题时的“一以贯之”或“一意孤行”，怀特海所谓“封闭集合”，揭示的就是这层意思。文德尔班则指出，在“第一批创立体系的天才思想家”（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哲学体系建设的优点和缺点”便“同量地显露出来”，其“缺点”是：“不只在一个问题上导致片面性观点，导致对个别领域的侵犯，从而导致问题相互纠缠，经受不住批判。”（27）细按之，文德尔班所谓“哲学体系建设”的“缺点”似可区分为两个层次：（1）“导致片面性观点”；（2）“导致对个别领域侵犯”，从而使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纠缠”，以致矛盾丛出，难以自圆其说。文氏所揭示的第一层“缺点”，与怀特海对“体系”或“系统化”研究的一般性认识相对应。他所揭示的第二层“缺点”，则与“第一批创立体系的天才思想家”们那种试图笼罩万有、综括百科的理论抱负相关，有其特殊性。在这批“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对各门“特殊科学”如“诗学”、“物理学”等的思考，这就导致作为“总体科学”的“哲学”对作为“个别领域”的“特殊科学”的侵犯（28） ，从而使分属“总体科学”与“个别领域”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纠缠”，彼此冲突，以致“经受不住”后人的细思量、慢推敲（或曰“批判”）。不过，话说回来，由上述古希腊思想家所体现出的超越一切学科界限、以“我思”统一万有的理论抱负和学术境界，却又令不少异代学者悠然神往。钱钟书便是其中一位。笔者以为，尽管钱钟书对建构无所不包的“体系”或“理论系统”颇有微辞，但他那会通中西古今、综括各人文学科的学术风格，却大有古希腊哲人的遗风。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易总体失效（“在整体上垮塌”）及易片面化，乃是“理论系统”的两大通病。而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谈到了“理论系统”的又一通病，他说：
“朗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和挑衅了！历史上很多——现在（29）就也不少——这种很不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隆。”（30）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2节 钱钟书的反“体系”论（2）
这段话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之间的脱节（31），这恰是“理论系统”的又一通病，也是它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而“垮塌”的根源之一。
在钱钟书看来，“理论系统”往往是学者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理论”来建构的。但“理想”和现实之间难免有距离，用钱钟书的话来说，“我们画出的蓝图”，往往被历史事实所“涂抹”。例如，许多大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与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老是“合不拢”。再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汉译第一首英语诗，“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难免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名家名作，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