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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个镜头，我就断定电视台简直闹了天大的笑话。
他簇拥别人时笑容就多些，就随和些。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我们靠在旱柳上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我们笑得很灿烂，歌唱得很嘹亮，舞跳得快速又激烈。经过对屏幕的认真研究，发现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简直是两个人。今天的晨夏已经不是过去的晨夏。这让我很纳闷，甚至怀疑自己。自己是不是原来的自己。是不是自己变了，晨夏才变了。
我把遥控器按了两下，镜头定格。他在笑，笑得很练达，很成熟。跟在母校旱柳下的笑容相差不大。不吻合的是少了天真，少了天然以及真挚。定格，一分钟，两分钟。他在为一个女人打伞。为一个中年女官员模样的人打伞。伞是蓝色碎花伞，他高高地举着。举在她的头顶，举在他们的头顶。他在笑，她也在笑。他们在蓝色碎花雨伞下微笑，笑得很恰当，笑得很甜美。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雨伞，另一只手则架在另一个地方。架在女人的后颈上。女人的头挡着，挡住了他的那只架在空中的手。我知道，他的手应该在那个地方——应该在女人的后颈窝上。以前他就喜欢把一只手放在我的颈窝上，掐着，抚摩着，拨弄着。他说小时候就喜欢把手放在母亲的后颈窝里。我说，怪了，小时候孩子都喜欢把手放在母亲的胸脯上，你咋喜欢后颈窝。他说母亲的胸脯很平，乳腺癌，手术后就平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说乳房被割了的话。那个时候的我们说话很有分寸，很文雅，很干净。我们也有那么一把蓝色碎花雨伞。我们在蓝色碎花下非常甜蜜。后来在雨伞下他打了我一巴掌，我把他的右胳臂咬出了牙印，有红色的血珠冒出来。
他一定忘记这些了。要不，举伞的样子不会和以前一模一样，笑容也不会那样光亮。他会不会就是想跟原来一样，只是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谁知道呢。
我本来是不大看电视的，每天麻将美容都忙不过来。吴桐把我放得很开，从来不干涉我的活动。他说你上不上班都无所谓，如果觉得时间不好混，想和人聊天上班也未尚不可。我便成了自由自在，衣食无忧的快乐女人。我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一天比一天无舒坦。我想这辈子大概就这么过下去了，就这么幸福无比了。没想到，改变我的是电视，一个毫无内容又包罗万象的四方盒子。
我把电视机砸了个稀巴烂。砸电视前，把电源拨了。和吴桐刚结婚不久，电炉子上烧着猪肉，肉还没煮熟，大火呼呼啦啦燃了起来。我端起一盆水泼了过去，火没熄灭，反倒燃烧得更旺盛。而且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青烟烈火映照了半间屋子。我吓得直发抖，躺在沙发上半天起不来。吴桐没骂我，吴桐只说了声，咋这么笨，以后别干这些事了。
我便落得清闲。以后再没犯过同样错误。所以当我砸电视前，首先想着把电源切断，再端起餐桌旁的凳子一二三地砸下去。用了很大劲只砸烂了电视机的框架，芯子一点没受损。我知道那是个危险的家伙，还是不惹的好。便站在阳台上往下嗨了一声。立即就有物业人员上来。我只拿下巴示意了一下，破电视就被人弄走了。
其实砸电视自己完全可以不动手，一个电话，一声嗨就有人动手，可还是没这样。必须得自己操办，亲手砸烂，再跑向远方。
我的远方在拉萨。就这样在拉萨的街上闲逛。在八角街清冷的夜里徘徊。在旱柳树下驻足。一个影子在晃动。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我往树前靠了靠。一只手扶住粗糙的树皮。影子停了下来。站在道路中间。我挺了挺胸膛，血液往上翻涌。我感到身体在燃烧，在冒火，在喷血。影子发出了一个声音——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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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
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3）
我收住脚步，整个身体粘贴在旱柳上。我的身体在颤抖，心在颤抖。我想要是会爬树该多好。可树是爬不上去的。树比我两个人加起来还粗壮。那就飞翔吧，忽地一跳跃上墙头。墙头是大昭寺的墙头，永远飘溢着浓郁的酥油香。喇嘛会来救我的，大昭寺的喇嘛都很年轻，肌肉健壮，对付一个两个影子应该不在话下。我把舌头舔了舔。想喊点什么。没喊出来。我想既然他停住脚步就不会有太大危险，好像还想说点什么。果然，他说话了——不认识了——色拉寺——
我还是紧紧蜷缩着身子。颤抖减缓了。手也不发抖了。我偏了偏头。望着他。尽管街道很黑，但毕竟是街道，是街道总有点灯光，夜色也不是特别黑的那种。他把手往一边指了指。顺着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拉萨街头到处都是三轮车，出租车能到的地方，三轮车照样能到。就是在最繁华的布达拉宫广场和北京中路北京东路，三轮车同样与出租车挤在一条道上，互不相让，和平共处，平分秋色。在主干道上常常有汽车谦让三轮车的情景。我彻底放松了，我说——我不坐车。
影子往我跟前走了几步。我没动，也不害怕。我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不坐车。
他说，你忘了，色拉寺，我拉过你。
我恍然大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我说，是的，你拉过我。
在拉萨的十天时间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多乘三轮车。三轮车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消失了。就是有，也在城乡结合部的小街小巷，那种地方与吆喝声叫骂声相生相息，低矮的平房，破烂的门窗随处可见，地面流淌着永远也流淌不完的黄水，黑水。空气中总散发着浓烈的骚臭。当然，这都是我的想象。对许多问题我都喜欢想象，有时把一件事想的很美好，有时想的很丑陋。
快过年的时候，晨夏被一帮人簇拥着，视察一条小街巷。他把手伸出去，握住一双粗糙而壮硕的手。对方胡子拉碴，胡子上粘着一点白色的东西。晨夏刚把手收回来，粗大的手就握住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的车把。他的动作很快，大有不赶紧抓住车把，就会被人抢走似的。晨夏愣了一下，也只是稍微的愣神。一般人是注意不到的。电视台的编辑在裁剪毛片时没有剪掉就是最好的证明。晨夏身后一字排着几辆高级轿车，那是他的坐骑。对此我只笑了笑。这种车我并不稀罕，三年前吴桐就有这种坐骑了。吴桐的坐骑不是用于上山下乡，穿街走巷，访贫问寒，而是用于签合同，跑项目，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给吴桐说我想坐三轮车，人力三轮车。吴桐一点都不惊讶，他早习惯了我的说风就是雨。
他说，想坐就坐，别让熟人看见就行。我哼了一下。算是回答。
当我无比兴奋地发现拉萨街头到处都是三轮车时，高兴得快要疯了。我跳上一辆车让司机随便拉。从布达拉宫广场到拉萨河边，从太阳岛到罗布林卡，到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从早晨到黄昏。从雨天到晴天。所以到拉萨郊区的色拉寺也乘坐三轮车。可往返色拉寺乘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三轮车，而是几个人的。第一个人在上一面坡时车轴坏了，我怕看不上天葬，便换了另一辆车。回来的时候乘一个脸色黢黑的小伙子的车。所以这会儿我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一个人。
我问他这么晚还没收工。
他说，要回去的，看见你在这，就来了。
还是没辨认出说话的人是谁。去色拉寺的时候因为急着赶时间，基本上没与司机说话，心里全是对天葬和天葬台的想象。中途换车时，本来要打辆出租车的，半道上却没有空车，全是匆忙而拥挤的越野车和小型中巴车。回来的时候情绪很不好，也没与司机说话。本来是抱着亲眼目睹天葬师肢解死者后奉献给鹫鹰的，可什么也没看见。天葬台离色拉寺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不让游人观看。我便在远离天葬台的地方极目远眺。只看见天的尽头有一处高高的架子。架子上没有想象中的天葬师，没有想象中的死者，更没有想象中的鹰群，这使我大失所望。我瘫坐在一处玛尼堆旁。头顶是红红绿绿的经幡，经幡迎风招展，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我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远处是寸草不生的山峦。阳光把褐色的石头山照耀得闪闪发光。再远的地方是雪山，白皑皑的雪山，夏季的雪山。我想晨夏是不是到过这个地方。他被众多的人簇拥到这，簇拥到那。又簇拥着别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否到过这个地方，这是个幽静的山岗，是个肃穆的山岗，是个神圣的地方，是生与死相距最近的地方。假如我是天葬师，吴桐和晨夏将被我尖锐而灵巧的藏刀一块一块肢解，把糌粑粘上血液抛向天空。让糌粑一点点，一丝丝粘着，粘着，直到把血液全部粘干净，粘彻底。粘得洁洁净净，丝毫不留。粘了糌粑的肌肉和血液散发着新鲜而古老的香味，招引着远方的雄鹰。他们的灵魂升天了，灵魂得到了永恒。呀呀叫唤的鹰群争相啄食。当软和的血肉被啄食干净，只剩下坚硬的头颅和大块的骨骼时，我将怎么高举利石砸向她们。那是我爱人的骨骼，是我现在爱人的骨骼，是我过去爱人的骨骼。
最为难的是头颅，头颅一般是要留着的。好多好多头颅安置在一个地方，堆砌得有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