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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封建特权享受可以成为寒士们苦读寒窗的吸引力，成为“进取”的钓饵，也可以成为倚仗“天恩祖德”已经获得封建特权的家族子弟的强有力的腐蚀剂和类似可卡因的麻醉品。试看贾府须眉，除贾政还有心维持正统，实际上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以外，又有谁是致力于仕途经济的呢？他们或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辈，或炼丹求仙、寻觅长生，享一辈子福不够，还要世世代代享受下去，如贾敬。他们之中，何尝有什么仁义道德、修齐治平、仕途经济、创业守业、功名进取？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挖并共挖家族共同体的墙脚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作为败落的大趋势中的消极现象，宝玉在这一点上与贾府其他老少爷们并无质上的大区别。即使从严格的封建正统观点来看，贾宝玉不比贾家其他老少爷们强，也绝不比他人更坏或更危险。姐姐妹妹，哭哭笑笑，这并不是败家的根由。盖封建道德的反人性性质（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固然是十分严酷的，它的尊卑长幼观念、它的特权制度与特权思想及一些人的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又为皇族、权贵及其子弟其奴仆们开了很大的口子，在这个口子下面，一切男盗女娼都可能被纵容被包庇被淡化掩饰过去，一些带有异端色彩实际并无大害的思想言行也可以被容许或被忽略，甚至可以为之找到堂堂正正的借口。
但贾宝玉毕竟与贾府的其他子弟给人的观感不同，他更天真、更善良、更钟情也更有一套“哲学”。他的精神境界、文化层次要比那些偷鸡摸狗者不知高出凡几。
“弄性”和“常情”（2）
天真善良不需多做论证和解释。在贾府，多数情况下，宝玉是个蛮乖的、随和的、常常是有求必应助人为乐的角色。有趣的是，封建特权本来是人性的异化，但身处这种异化的环境之中，又受到“老祖宗”贾母、头面人物王夫人、实权人物王熙凤的宠爱，反而一方面使贾宝玉在人生的某些方面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严厉钳制，他可以逃学，可以不整天读经学孔孟，可以逃避贾政的道学教诲与监督；另一方面，又免受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压力，不必为口而劳碌终身，不会在饥寒与屈辱中丧尽自己的尊严与生活乐趣。他从上述两个方面保护了自我，他反而比较有条件“弄性”，即率性而为，比较有条件表现并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又由于他年幼，他比旁人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慕与关心。除了吃喝玩乐，他的“无事忙”（薛宝钗对他的形容）正表明了他忙的他做的是自己想做自己愿做的事。如果是被迫——不论是被尊长、被道德伦理、被实际生活的需要或被什么使命感所迫，就不是“无事忙”而是“有事忙”了。在他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无事忙比有事忙更自由也更人性一点，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当然，在贾府那个历史环境中，自由未必是值得称道的范畴。与众奴婢相比，主子当然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是恶的自由，即巧取豪夺的自由，寄生堕落的自由，玩弄女性的自由乃至草菅人命的自由。这里不仅要看是否自由还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自我的自由。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他的纯洁，他的天良，他的悟性，他的文化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艺文的修养，都使他与众不同，使他成为一个文学画廊中的没有先例也极难仿制的至纯至情至忧至悲的典型，使他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真正精神生活的人。
聚到最后一刻（1）
除却先天遗传的因素，养尊处优的特权兼优宠的处境造就了宝玉的俊秀，聪明和闲暇。“富贵闲人”既是对人生的浪费、人性的异化，又是对人生的尽情体味，尽情咀嚼，是人性的某种自由发展。家族的宠遇有加，使宝玉优哉游哉的结果是宝玉更游离于这个家族之外。他的优渥的处境当然来源于得益于家族，叫做得益于“天恩祖德”，得益于他的受宠。实际上他一切依赖于家族，一丝一毫也离不开家族。但受宠的结果使他完全不必要为家族操任何心尽任何责，一切的供应与服务对于他来说都是先验的、理当如此的、超出实际需要的故而有时候甚至是令人厌烦的。所以他不止一次与茗烟偷偷逃出贾府去自己愿意去的地方。第七回宝玉见到秦钟后立刻想到“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想法好生突兀，正说明宝玉早已有的一种对自己的处境的厌烦。
也许是家族中上上下下的黑暗龌龊使贾宝玉怀着退步抽身的戒心。反正贾宝玉的自我感觉既是处于宠爱并落实为供应与服务的中心，又是家族中的局外人。第六十二回中，连“孤标傲世”的林黛玉都为家族的命运担忧，对宝玉说：“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一副局外人的心态。
至少在那个时候，贾宝玉完全没有感到为生存，为“出进”与“后手”操劳的必要。但他的悟性偏偏又使他过早地去思考生命与人生本身的种种难题。生老病死，再加上聚散福祸荣辱浮沉，使宝玉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与心灵的痛苦。在日常生活中，贾宝玉饫甘餍肥、锦衣纨，是个变着花样淘气取乐的宠儿。在感情世界与形而上的思考中，他却有无限孤独与悲哀，和黛玉以外的所有人保持着距离。
所以说，“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第二回）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的伤春，就够得上“乖僻邪谬”四字。他见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想到“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光阴荏苒。花开没有几时便又花落，正如人的青春少年之短促难驻，特别是女孩子的青春红颜更易衰落。当然，这种时间的无情的流逝的后面还包含着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可避免的悲惨的死亡结局，这些感叹，实在是无分古今中外的全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叹息，大概也算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写到此，本不足奇。但表现在宝玉身上，则有他的特定性格化心理的表现。例如他对女孩子的出嫁总是特别感到惆怅，不知这和所谓“精神分析”是否有关。回忆笔者的“少作”《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都有年轻人对他人婚礼的惆怅心理的描写。后者还被一些好心的长者作为例证来分析小说的感情之“不健康”、之似乎违背了常理，遇有婚事，似乎只应雀跃道喜……这倒是很有趣的事例。笔者曾那样写可并不是受贾宝玉的影响。
时间的流逝使人长大，长大却也意味着青春的失落，意味着青春时代的好友的各自东西。普希金诗云：“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诗虽是给奶妈写的，却有更宽泛的感情内容与动情效应。宝玉对于聚散也是敏感的，连一只雀儿也使他思量第二年的花开时节会不会与再度盛开的杏树重聚，这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至少是“连雀鸟”了。说什么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喜聚不喜散，其实在聚散问题上二人的心情并无区别。黛玉所以不喜聚，是惧怕聚后的散，与其散了难过，不如干脆不聚，倒多了几分彻底。宝玉所以喜聚，是希望长聚不散，长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惧怕散。
宝玉的聚到最后一刻的遐想有几分浪漫，反映了他的比黛玉好得多的处境，在此种处境中不妨做一厢情愿的随想。第十九回他的下面一段话最为为人熟知：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一个年轻的孩子，想得这样天真，这样自我中心，却又是这样虚无，这样彻底的绝望，这样彻骨的悲凉，实在是很惊人的。
对于死亡、衰老、离散——中心仍然是死亡——的叹息也可以说是最廉价的、最普通的、最幼稚的一种叹息。在文学作品中，写死的残酷死的恐怖死的不可避免，本来不足为奇，但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要内容恰恰是对于死亡的超乎本能恐惧的带有穷根究底意味的因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考。许多宗教教义都是从这个生死问题讲起的，许多哲学学说也偏爱着或者不得不严正地面对着这个生死的问题。贾宝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委实与众俗人不同：不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并非没有这一面即“混着顽会子”的一面），也不是积德修好求来生的美好；不是求长生，也不是“文死谏、武死战”以个体的拼死来实现自我价值。贾宝玉的思考也与众宗教不同，他不要地狱也不要天堂，毋宁说他相当程度地“唯物”，故而根本不相信不考虑彼岸之事。而这位不但饫甘餍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