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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最后一刻（2）
比如我此时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及到“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之后，他进一步叹息说：
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痛苦的、绝对不希望获得第二次体验的人生之后，是绝对的虚空，也只要绝对的虚空而再不要些许的啰嗦与沾连。茫茫人生苦海中唯一的慰藉便是众人的或各人的眼泪，是女孩子爱自己的真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观。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当然太离经叛道，但从反封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又算得上什么反封建什么叛道，甚至可以说这又算得上什么思想！这种唯情论和非生命论，不是宗教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革命家哪怕是改良家的思想观念，不，它根本不能“入流”。它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的感情反应，或毋宁说这是一种艺术型浪漫型的情调。“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将宝玉归纳于“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温飞卿、米南宫……秦少游……”之类文人之中，当然是有道理的。
是的，贾宝玉是个感情型的人。正是过分地感情化，形成了他的软弱，没出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也形成了他的“不知乐业”“似傻如狂”。对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境遇给他的一切好处，对于一般人称为地位、享受的这一套，他其实是不重视的，他甚至常常从反面、从消极的方面叹息自己的富贵荣宠。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为他的不知好歹、不知创业的艰难，他的身上不但没有当年荣国公、宁国公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精神，连焦大的对于往昔的光荣历史的珍惜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作他自幼毫不费力地获得的超级物质提供的反效应，视作一种长期过食所引起的缺乏食欲。但从正面来说，这是因为他痛感生命本身的短暂、孤独、虚无，物质获得的超丰富性反衬了突出了他在精神上情感上的空虚和饥渴。所以他迫切地超过一切地需要感情，既需要感情的温暖获得也需要感情的热心奉献。与锦衣玉食相比，感情——爱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更加真实的寄托，更加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人生一定要找到一点什么意义的话。
泛爱：为艺术而艺术
宝玉的精神生活集中在感情上，宝玉的感情主要寄托于与他年龄相仿的、严格地说是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异性身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的名句把人生乃至万物放在浩浩茫茫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很有概括力。可惜这样的概括对于宝玉并不怎么重要，他并不在意人生与天地、与百代之间的比照，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一生对于“天地”和“百代”是有某种意义还是全无意义。他追求的恰恰是此生此时此地的情感的依偎，他追求的是情感交流相知温暖沉醉的瞬间，他追求的是短暂的幸福与彻底的结束。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大概有助于了解宝玉的许多情感现象。《红楼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回避宝玉的性心理的“肉”的方面。但宝玉毕竟与贾琏贾珍贾蓉薛蟠贾瑞有质的区别，那就在于，第一，宝玉非常尊重这些女孩儿，而不是像那些人那样仅仅把异性当做泄欲工具、当做鸡犬猫马一类的有生命的财物来占有、来糟践。第二，宝玉经常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异性的，对于美丽聪明灵秀的女孩儿，宝玉经常怀有的不仅是体贴入微，而且是赞叹有加，是倾倒于造物的杰作之前的一种喜悦、陶醉、乃至崇拜与自惭形秽。
这样，宝玉虽然不无爱欲，虽然与众女孩子特别是众丫环的厮混中不乏狎昵乃至“越轨”之处，但他对女性的整个态度仍然比较纯，比较重视精神、情感上的接近，比较文明。这和宝玉的悟性与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宝玉不喜读四书五经与做八股文，但他喜欢诗词歌赋，他深受诗的熏陶，他的感情生活是相当诗化的、被诗所升华了的，而中国古典诗的成就、魅力、“移情”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诗是大观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姊妹们一起做诗，是贾宝玉的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诗就不那么低级和庸俗，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写的“即事诗”便说明了这一点。“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帘卷珠楼罢晚妆”“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诸句，未必称得上是好诗，却毕竟是诗而不是薛蟠的“女儿乐，一根往里戳”。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宝玉发表感想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这里，宝玉的论点是，通诗就不俗，通诗就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情性，不通诗就俗。可见以诗作为划分非俗与俗的标准，宝玉是自觉的。
如果说宝玉与黛玉与袭人等的接近中自觉不自觉有一己的一定的性心理性追求作为内趋力，有一定的爱欲的目的，例如他两次引用《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林黛玉语）来表达比拟自己与林黛玉的关系；那么，他的广博的对于女孩子的泛爱，却经常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是无私的，或者可以戏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带几分纯洁，带几分洒脱，带几分清高，也带几分轻轻飘飘浮浮。他“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怕龄官淋了雨而忘记了自己被雨淋，能有什么目的？他动不动为不相干的丫环打掩护，又能有什么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可喜；“为艺术而艺术”，所以他终于只是一个“无事忙”，终于摆脱不了空虚。
专爱：为人生而艺术
泛爱之中又有专爱，当然是林黛玉。与林黛玉就不仅仅是审美与“为艺术而艺术”了，而是真正的知音，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伴侣，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即是生死攸关的“艺术”。贾宝玉如此消极悲哀却终于活了下来，是因为他有林黛玉这样的孤独中的挚友。反过来说，宝玉对于黛玉来说，就更珍贵、更唯一、更痛切、更是爱得死去活来、彻心彻骨。宝玉的人生的大悲哀，这位公子哥儿的大悲哀却也就是林黛玉的大悲哀，只因为处境的不好这种悲哀在黛玉那里显得更加痛楚和绝望。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第二十八回开头写道：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则自己又安在哉……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一段描写，黛玉的悲哀便是宝玉的悲哀，黛玉和宝玉的悲哀也便是《红楼梦》的悲哀的主旋律。当然，三者各有各的特点：“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的悲哀是温柔的、女儿气的，充满红颜薄命的哀叹的。宝玉则忽而是“混世魔王”式的“混闹”——得乐且乐，忽而是无比娇宠幸运中的对于悲凉的未来、对于理论上虽然是必然或或然的、实际上尚是未然的、而在宝玉的心里却是先验的宿命的认定无移的死亡、衰老、离散、零落、败灭的“超前感受”。是儿衔玉而生，诚不祥也，他似乎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至于逃大造出尘网，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空空色，“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逃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则是全书带有的劝世、超度世人意图的主观题旨（不同于主题思想的客观意义）。
宝玉黛玉思想情感的契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爱情的品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从没有也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同凡俗、超拔于凡俗、实际上比凡俗不知清醒凡几高明凡几故而也悲哀得多的知音式的爱情。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是知泪知哀知寂寞的爱情。这里不妨讲一个花絮式的例子。《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刊登了陈永明的文章《佛老哲理与〈红楼梦〉》，文章讲述宝玉的喜聚不喜散时，却引用了黛玉的话：“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到同年第六期，又刊出胡晨短文，批评此条引文错误，并说陈文“……用来说明宝玉天性喜聚不喜散，意思正好相反，实在是张冠李戴……把林黛玉的人生哲理安在宝玉身上了。”对陈文引文差错胡文提出批评事本身，笔者无意置喙。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倒觉得此事恰恰说明了林、贾“人生哀思”的一致性，喜聚与喜散、不喜散与不喜聚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里的“林冠贾戴”的故事，对于笔者要做的这一论断来说，实是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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