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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尚的理论解释
有许多研究时尚史的著作试图找到对于时尚的一种理论解释。这些文献试图将时尚解释成一种特别的衣着系统并试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衣着系统，它们可能还会提出时尚为什么会变动不居之类的问题。对于时尚问题喜欢追问“为什么”的习性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由19世纪晚期人类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著、1899年初版、1953年重新发行的《有闲阶级的理论》一书中尽显无遗。事实上在他的理论中含有两个“为什么”，第一个是：为什么会存在时尚系统？他的答案需要从特定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人们也许会说，他的回答所告诉我们的有关19世纪末的时尚远远多于有关今日时尚的意义。凡勃伦是从他认为特别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特征的角度来解释时尚的意义，他认为，新的中产阶级是把时尚当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来采用的。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惹人注目的消费、惹人注目的浪费以及同样惹人注目的闲暇来表示他们的富有。既然时尚没有什么实用性，这个阶级中的许多成员就拿时尚作为一种手段，来显示他们和处处讲究实用的那种比较低级的生活方式的距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敢在衣服还没有穿旧之前就把它们扔了并且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衣着是表达金钱文化的一个最好的实例，因为“我们的外表总是容易被人家看见，而且总是向第一眼看到我们的那些观察者们透露有关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消息”（凡勃伦1953：119）。凡勃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时尚总是那么不讲道理地变动不居？他认为人们对于惹人注目的消费与浪费的需要应该可以解释时尚为什么需要一刻不停地变化。不过，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答案既不能解释人们对于风格的变化的制造与接受，也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得不顺应时尚的变化。对此他并未作出什么更好的解释，反而进一步认为铺张浪费是人类的天性所不喜欢的，这就使得时尚的不实用和昂贵的代价令人讨厌，让人们不觉其美，反觉其丑。因此他主张，可以把时尚运动以及人们对于时尚的趋之若鹜解释为我们企图逃避时尚的无聊与丑陋，我们凭借每一个受欢迎的新的风格来逃脱此前的花样翻新，而在此过程中时尚变化所包含的无益和浪费，也受到了拒绝。
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女性的服装比男子的服装更加展示了这种时尚演变的动力机制，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显示她的主人的购买力，以及他的足以把她从工作场所整个儿解脱出来的经济力量。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考察实际上把妇女看成是这个阶级的从属的成员（他比较了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和家庭仆佣的角色之异同）；她们只被动的存在或者是“‘男人’的动产”，而她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则是这种角色身份的最好的证明。女性的服装和时尚联系得最紧密，因而也就是中产阶级可以用来大张旗鼓地消费和赶时髦地浪费的一种手段。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们的服装也是这种替代性的闲暇的重要证据。中产阶级女性的穿着打扮明显说明她们是不适宜于工作的——做工考究的呢帽、沉重的裙裾、精致的皮鞋和包得严严实实的紧身胸衣——
这些都是她们远离生产劳动和有闲有钱的证明。凡勃伦谴责这些时髦的服装而提倡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服装，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使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服装改革者们的主要思想（这方面的概况参见牛顿1974）。
凡勃伦的理论也颇多可议之处。他考察时尚与时尚的变化是基于“仿效”的观念（下面以及在第三章将详细讨论这一理论的局限）。他分析中产阶级女性时完全抹杀了她们的主观能动性：时尚在他的表述中被想像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活中一种决定一切的否定性力量。与之相反，孔茨尔和斯蒂尔两人都提出了与凡勃伦很不相同的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与时尚之关系的见解，修正了将紧身胸衣看作是压抑女性的那种标准的有关时尚的故事（凡勃伦1953，罗伯茨1977）。斯蒂尔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时尚中肉感炫耀的成分，她认为传统上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只是在性与社会方面的受压抑者的想像“需要从根本上被修正”（1985：3）。相反，她坚持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尚与当时的女性美的观念有关，在这种女性美的观念中，肉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1985：3），因此在这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认为的更多的延续性。孔茨尔（1982）比这种说法更进一步，他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穿紧身胸衣并非她们的奴从地位的象征，相反，那时候凡穿束紧腰围的外衣的女性都在性和社交方面具有强烈的自信。孔茨尔和斯蒂尔两人都把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看作是积极的主体并都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穿着为依据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尽管斯蒂尔不赞同孔茨尔用束紧腰围的外衣来做例证从而将这种外衣和当时对紧身胸衣的盲目崇拜混为一谈，她认为孔茨尔在这里也同样犯了夸大性欲效应的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凡勃伦关于女性和服装之关系的考察，即使曾经盛行一时，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随着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生产/消费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发生了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和消费领域。随之而来的转换还有与女性衣着有关的事物。就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演员和拿工资的人一样，职业女性也已经不再是“‘男人’的财产”了，而她的衣着也不再和展览替代性的闲暇有关了。女性进入正式的职业领域，其结果就导致了另一种女性服装的出现：它也许“不合适”但确实是讲究“合理”，至少其主要目的是让女性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不再为繁缛的故意强调女人味道的服装所牵累。
尽管凡勃伦的观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例证，它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其他一些研究时尚的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凡勃伦观点的痕迹。正如威尔逊（1985）所指出过的，一般说来，凡勃伦的论点很少受到来自其他的时尚研究者的挑战。这也许和如下的事实有关：凡勃伦毕竟是当时极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时尚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对凡勃伦著作的一种同情的解读来自贝尔的著作（1976），尽管贝尔在他的分析中很少提供有关时尚的否定性描述，他也绝不谴责时尚是丑陋或非理性的。类似的论辩还可以在博德里德（1981）的著作中看到，博德里德说：
时尚在全然无视美的基础上不断地捏造着“美”，其方法就是把美化约为它在逻辑上的对等物即丑。时尚可以强迫人们相信那些最离奇、最无用、最荒唐的东西是最有特色的东西。这正是时尚的成功之处：它按照比理性更深刻的非理性的逻辑将非理性合法化并强加于人。（1981：79）
威尔逊不同意凡勃伦和博德里德把时尚看作是徒劳浪费和愚蠢无益。在谴责时尚的时候，凡勃伦假定世界应该围绕实用的价值来运行；在他看来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容任何非理性和非实用之物立足”的地方（威尔逊1985：52）。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凡勃伦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对时尚变化的起因的探索。凡勃伦认为时尚之所以变动不居是人们想丢弃丑而发现美，这在威尔逊看来就太过简单化与决定论了。凡勃伦之认定时尚切于实用是想由此为时尚本质上的无用、无必要和非理性开脱，但他这样一来就不能看到时尚在本质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正像他也未能看到时尚所提供的愉悦一样。博德里德的情况也是如此，按威尔逊的说法，正如凡勃伦一样，博德里德“未尝措意于时尚的矛盾性以及时尚带给人们的愉悦”，因此他也犯了“过分简单化和过分决定论的错误”（1985：53）。再者，博德里德对消费本身的攻击是极端虚无主义的，这种攻击实际上将人看成了在“毫无缝隙的压制之网”中徒劳挣扎的无望的个体。
起因也是困扰其他几个研究时尚和衣着的古典学者的一个问题。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开始他们的研究之初都喜欢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似乎“非理性的”衣着系统？时尚为什么总是那样变动不居？许多理论家倾向于用时尚系统本身固有的某种逻辑来解释时尚变化的动力。在种种解释框架中，有三种学说的影响力特别大：仿效说或“滴入说”（trickle…down）；时代精神说；还有“移动的性感部位说”。所有这三种理论都试图用单一的力量来解释的发生与变化，因此都是很有问题的。在探索时尚的“起因”时，它们都犯了简单化和机械决定论的错误。
凡勃伦和西美尔是提出时尚起于仿效说的两个著名学者，按照这种理论，风格起源于社会的等级化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一部分精英阶级率先采用了有特色的服装风格；然后，下层阶级为了竞争精英阶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采用那种有特色的服装风格，时尚因此就从上层精英阶级“滴入”下层。等到某种服装风格普及到工人阶级的时候，精英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优越性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就转向开发别的风格，时尚因此就发生不断的转移。乔治·西美尔（1971）指出，时尚表达了千篇一律的制度性与人各有己的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同一性的矛盾的愿望。按照西美尔的说法，选择极端与新颖的服装风格是精英阶级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一种手段，但是，鉴于他们高尚的社会地位，精英阶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