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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所展示的多半是自负、虚荣、贪婪和鲜衣美服。”（1997：73）即使那些号称自己并不太在意时尚的人，比如住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的伊丽莎白·沙克尔顿（1726—1781），也对伦敦最时新的服装样式和室内装潢感兴趣（维克里1993）。并非只有女人们被消费革命的狂潮所攫取，尽管评论那个时代的论者和研究消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是这么假设的。富有而时髦的男人们会和他们的太太一起逛商店，买他们自己的鼻烟壶、手帕、手套，他们购买这些奢侈品时一定和他们购买家具之类的大宗生意一样认真投入（维克里1993）。
按照波特和麦肯德里克等人的说法，广告对新的消费革命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单单广告还不足以解释人们对新商品的需求欲望的惊人的大迸发，后者一定折射了人们的消费态度本身的某种变革（坎普贝尔1989，韦瑟里尔1993）。坎普贝尔认为，消费文化是和在清教徒的布尔乔亚中产生的现代享乐主义一起诞生的。这和传统的历史学家以及主张仿效说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羡慕与模仿的伦理谱系距离甚远。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享乐主义是人们为了控制外在的刺激而对于自身想像力的一种运用，这产生了对现代消费的渴望，但也带来了和现代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愤愤不平和永无满足的缺憾。按照坎普贝尔的看法，现代消费主义“除了物质主义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基本冲动是要在现实中去体验他们想像中的那些戏剧性效果”（1989：89）。所以正如布鲁瓦德（1994）所论述的，穿贵妇衣着的用人小姑娘赋予这些衣着以梦幻般的属性，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在嫉妒女主人，只是显示了她躲避现实的心理。
这些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并不曾彻底扫荡人们在阶级地位上存在的旧的特权和等级制度——实际上，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对有些人来说反而加大了“拥有”与“丧失”之间的差别（波特1990）——但是他们又确实看到了对等级制的进一步挑战。节制消费的法令提供了新旧秩序已经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法令只是一纸具文，并不能对实际上的消费行为实现任何有效的遏止，因为“在偌大的城市里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出走在大街上的一个陌生人的穿着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他或她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森尼特1977：66）。森尼特还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说明要求固定阶级身份的愿望与实际上并不能做到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新兴阶级并不仅仅是商人，还有那些在政府和私人的财务办公室里地位摇摆不定的人：他们的身份不是用传统的力量来确证的，他们不能厕身于现存的阶级等级制度中。所以虽然关于衣着的法令是不可能被强制执行的，但法令的颁布者仍然试图为不同的职业建立各自的惯例来“赋予大街上鱼龙混杂的陌生人群以一种秩序”（1977：66）。不过，这些企图也不可能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人们上街时都按照他们属于或者并不属于的某种职业与团体的习俗着衣的话，你没有办法分辨出谁是冒牌者。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他们的服装是否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现他们为了在别人的眼里成为某种人而必须穿某种标志明显的服装的那个愿望。”（1977：67）所以一个船运公司的职员去散步的时候穿一件屠夫的衣服，实际上是一种符合习俗的穿法；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遵守一种惯例。“如果人们的身份暧昧不明的话，衣着的编码就可以使他们的身份明白显示出来。”（1997：68）
《告别》，莫罗·勒热纳，1777年。18世纪的时尚衣着华丽而夸张。图中这位贵妇为观看歌剧演出而穿的庞大礼服使她通过包厢通道时非常吃力。此处的复制得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管理小组的慨然应允。
这一时期的衣着怎样和身体发生关系的呢？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贵族男女在公开场合穿的衣服都是极其考究的。对贵族妇女来说，她们的裙子必须装备齐全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长度，有时还要开出叉来以便露出里面的衬裙；她们的裙子通常是用缎带、珠宝和纽扣重重叠叠地装饰起来。贵族男子在公开场合的衣着其考究程度丝毫不亚于女子的服装：马裤和西装背心都是用豪华的面料如丝绒、织锦、塔夫绸、丝缎或印花缎制成，而且还要饰以花边或刺绣，颜色则须明亮的苹果绿、酒红、橙黄和深紫。缎带和衬衫的袖箍必要按照男女的不同要求而有不同的装饰，再加上化妆品和美人斑（饰颜布），务使浑身上下光彩夺目。不过，正如森尼特注意到的，“尽管这些鲜衣美服为穿着者吸引了许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效果靠的是这些装饰手段本身的品质，而并不是真的能够突显其人的面部或整体形象的什么特异之处”（1977：69）。他认为，身体只是一具人体模型。男人和女人都喜欢戴假发，还要配上高耸的过分装饰的帽子，这种打扮完全遮没了头部的自然形状，别人注意到的只是这种打扮本身，而不是脸部的个性美。身体的外表和衣着很相似——18世纪越来越暴露的女人的胸部其实只起到了展示戴在脖子周围的珠宝的玻璃陈列柜的作用。
由于公共生活的扩张，随之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交场合，18世纪的身体与衣着的关系也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17世纪上流社会的衣着不分场合，在任何时候都是精雕细刻的，而到了18世纪中期，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衣着开始发生了分化。“在大街上——人们所穿的衣服醒目地标志着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到了私下里，衣服则显得“更加自然（而）身体也更加按照自己原来的样子呈现出来”（森尼特1977：66）。一个描述衣着在公共场合与私下里的这种分化的常见的比喻（森尼特就多次使用过这一比喻）就是舞台：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就好比是在“台上”，扮演着可能“本真”也可能不“本真”的某种角色；在家里，一个人就好比是回到了“后台”，他可以放松下来，穿一些宽松的主要是为了“舒服”的衣服。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她可以穿那种用轻柔的面料做成的类似晨衣之类的宽大的便服。在公共场合，是用另一种标准来要求人们呈现各自的身体，在这种表演性的身体呈现中，衣服也必须起到相应的作用：它应该能够标志出一个人期望自己扮演的某种角色、必须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穿着上适应某种社会习俗、必须能够显示出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穿着者的真实的身份与地位的某种社会形象。人们接受这种身体与衣着的展示，完全是冲着它的或多或少具有说服力的外表而来的——就像接受一个演员的表演效果那样。正如森尼特所说的：
在家里，一个人的衣服适合于他的身体的形状与需要；走在街上，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走进了自己的衣服里，这时候他的衣服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别人有可能像是知道他是谁一样来和他打招呼。这个人成了站在人工布景中的一个形象；衣服的目的不是帮助你确证你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谁，而是能够把那个人打扮成好像你确实知道他是谁似的。（1977：68）
18世纪的衣着、谈吐和交往的习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直截了当的社会习俗，而不是后面有着某种内在真实的象征（就像它们在今天的样子）。对森尼特来说，一个人的公共形象与身份中的这种表演化的成分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它可以使得一个人长于应对，善于表达，充分享受公共场合的社会交往。正如森尼特所说，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的社交习俗这种有形的屏障反而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能够如鱼得水。但是，当你把事物当作某种象征或体现某种隐藏的意义的时候，习俗的幽默玩笑的成分就失去了，从社交的角度看，它所提供的自由度也就太大了。“人类需要和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他们过于亲密的注视，这样他才能感到自己在进行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亲密接触增加一分，你在社交活动中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减少一分。”（1977：15）对内在现实的关注导致了对他人的更具心理内涵的观察，对于他人的内在现实的追问常常会导致不信任感的产生。结果，公共活动场所就被看作是“毫无活力的公共空间”并且引导人们去寻找真实和亲密感，而这最终又将导致向私人空间的退却。在一定的社会习俗的支配下进行社交活动往往被说成是令人不适而且没有意义的。森尼特因此批评浪漫主义对于所谓本真人性的追求，他认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观念在19世纪对于公共领域的侵入，使得一种充满活力、富有灵活性的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浪漫主义本真理想的话语以及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兴趣，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加以讨论）。
由于森尼特的注意力主要在巴黎，所以他就未能注意整个欧洲衣着的不同风格。在英格兰，一种乡村风格的衣着时尚流行于整个18世纪；和法国人那仍受宫廷正式衣着影响的精雕细刻的衣着比起来，英格兰人的衣着显得非常随意。在法国，到了18世纪末，模仿英国式样的衣着风格开始流行，这很可能反映了法国人中间流行的对于自由英国的共和理念的渴望。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18世纪，随意的英国乡村风格的衣着时尚也被英国的贵族接受了（斯蒂尔1988）。旧的刻意讲究的法国式时尚和英国乡村风格的抵触在法国境内以及法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在法国，醉心于仿效法、意等国时髦的衣食习惯的英国花花公子的服装风格（像歌曲《瞎混日子的扬基阔少》所唱的那样）一变而为极端现代的法国年轻贵族的时尚；这种时尚出口转内销到英国，却被一些更加保守的贵族所接受。这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