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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株连守法（2）
实际上，他主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为了方便掌握辖区百姓的情况，在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籍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一旦有可疑的陌生人物出现在某个保甲区，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由于“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因为住户固定，这样，良好的民风就能代代相传了。
显然，这样的管理制度，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方才能生效。然而，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甲制度也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假设。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天，每户门上都挂上了牌子，这就说明县官要来了，要加强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这个措施只是过去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假如你连续走几个月，走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居民不足百分之一。
另外，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个家庭的门牌上一直都准确地标明了该户人家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那么，整个中国的人口统计就是将这些数字相加，这将十分准确，而且容易。
但这些也都只是“假如”，事实上，几乎没有一条是可以实现的。标明各户人数的牌子实际并不存在。无论是某个地方官，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当偶然需要人口总数时，他们都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也对这事没兴趣，因为人口调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因此，只能从想象中虚构中国人口的准确数字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
在中国，人口调查更会带来很多的疑心，除非所有地方能同心协力、忠实守信地把保甲制度贯彻下去，否则是不可能获得准确的人口调查数字的。
对于地方官来说，犯点小错，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因此遇到大麻烦。这就需要找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帮忙说情，或者明智地花些银子来疏通关系，也就没什么大事了。即便最后还是丢掉了官职，也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了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是中国极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责任具体在各个官僚阶层是如何分摊、如何实现的。在北京《邸报》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期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几年前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士兵负责看守子弹，他趁自己值班的机会偷出大约三十箱子弹，把它们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铁匠以为这些子弹是部队多余出来的不合格产品。结果，事情败露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仓库的负责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铁匠由于不知道实情，属于无心犯罪，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更高一级官员，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不过他听到风声后，很早就溜走了。
接受这些奏折的刑部，还要负责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做出处罚，因为他对此案也有责任。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任何人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
更能说明中国人之间互相负责这一特性的是北京《邸报》上每年关于河流泛滥的上报奏折。1888年夏天，直隶省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看起来官员们是一听到消息就赶到现场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这是一场徒劳无用的努力，他们就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惶恐无助。
尽管如此，这些努力仍不能阻止李鸿章上报朝廷，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结束其请罪奏折时，也同以往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请求自己承担其中的部分责任。
这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要呈交一样的请罪奏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关部门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向子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洪水暴发、天灾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都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的宽恕。他对上天负责，就像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
一个人犯法，要诛灭其九族。这是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地方。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坦领导穆斯林起义的首领雅库·贝哥一家，也因这一原因被满门抄斩。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仅仅限于镇压起义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盗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结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全被杀掉。而且，在这个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其余十一人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他们全是无辜的。”
中国人的责任观常常被看作是使国家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脚镣手铐一样束缚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破坏着各种公正原则，包括各级官员在内，都有可能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它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导致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甚至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还要受到严厉惩处。因此，当发现不能控制犯罪现象或觉察得太迟的时候，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也要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会一直关注。
每个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津贴本来就微不足道、少得可怜，还经常不能全领到。此外，官员们的这点收入还有可能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最后，连衙门里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
我们时刻难忘：中国人的责任观不符合公正原则，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优点。
在西方，每个人都是清白无辜的，在有证据证明他有罪之前，你很难将责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因为超重，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压断了桥梁，你无法具体让某个人承担这一责任。一座高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尽管我们会去指责建筑师，但是如果他表示当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就没有办法因此处罚他。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一次军事行动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人们也只是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
在社会公正方面，中国人确实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它可以便于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持国家的安全。
《中国人的气质》株连守法（3）
中国人互相负责的理论，对于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仆人”必须掌握每一把勺子、叉子，每一件古玩。负责家务的总管，除他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会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虽有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每一个职员负责——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遇到这类人。
中国客栈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对待外国旅客。可是我们听说，一位中国客栈老板追了一个外国客人半英里地，只是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他，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做。而不像美国旅馆的老板，他们总是冷漠地告诉顾客：“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本旅馆概不负责。”
中国人普遍认为，要是举荐了某人，就要对其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这是一种社会义务。想与中国人共事，外国人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一名中国监工，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对他每一次录用或者解雇的下属都要负责。这一事实对事情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一直本能地对这一点非常欣赏。据说以前有一位在银行里做事的买办，因为“男僮”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竟将他叫去好好说明原因。中国人肯定认为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行为，假如他们也想这样，那肯定得花费很长的学习时间。
天生的尊重法律是中国人众多令人赞叹的品质之一。我们无从知道，究竟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这一品质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尊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