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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前面我们讨论中华民族的忍耐美德时就已有所涉及。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人负责，这一重要事实要时刻牢记。虽然一个人可以“远走高飞”，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它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至于变得十恶不赦。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他们很怕与人打官司，进官府，这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文人一旦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也是这样。我就知道一个文人，被请去作证时，就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与共和政体兴盛的地方时常展示的精神成鲜明对照。应该说，这种精神是由历来就追求共和政体的人们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法律，都遭到默默的抵制，好像追求个人自由是最大的需要，而不是最大的危险。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是个人或社会应尽的职责，这一点是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方法的最大抗议。
但在基督教国家，无论是没有文化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好像他们不需要法律来维护大家的利益，并且，他们认为，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岂不是有失体面吗？
我们的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种不正常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使所有的立法都受到公众的蔑视，我们又用什么理由来辩解呢？而且，我们怎么解释在过去的三十年，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显著淡化？对那些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做出武断的评价，这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生活比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纽约安全。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旅游比在美国旅游更安全。必须记住，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说，像美国移民一样天真，怀有偏见，很容易被蛊惑，然后聚众滋事。但令人奇怪的是，骚乱并不经常发生，即使发生了，对外国人也没有生命威胁。
中国人认为，上天的意志会受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割自己身上肉给父母治病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这点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时已经谈过了。我们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些事例值得一提。
中国十八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就像小麦乔里·弗莱明对乘法表的评论，美国气候变化无常，“令人难以忍受”。霍桑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标本”。把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与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寒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年温差大约有l00华氏度，这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气候温度。
但是，同样的冷温变化在中国表现得宁静平稳、井然有序，很适宜于它那古老稳定的社会体制。而没有导致中国像伟大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变化无常、难以预测。中国的历书的观点是天、地、人三者是和谐统一的。我们不清楚，在辽阔的中国疆土内，是否各地的百姓都信任这一历书，但是在我们熟悉的地区，它的确能告诉人们有关天气的信息。
比如“立春”到了，春天就会翩然而至。在几个不同的年份里，我们都能感觉到，“立秋”一过，气候会明显发生变化，再也没有了夏天的燥热。在西方国家，不期而至的霜降会给人们突然造成危害，而且一年十二个月它都会不定期地出现。而中国历书中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就是“霜降”。
有一年，碰巧霜降的日期是10月23日，在那天之前，一点霜花都看不见，而到了那天早晨，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以后几天的早晨也都能看到霜。这个现象我们一连观察了好几年，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迟超过三天的。
在中国，不仅这些非生物的东西出现得有规律，一些生物的出没更是这样。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窗棂上看到苍蝇了，突然在早春的某一天，就发现窗棂上点缀着几只苍蝇。这个时候，只要打开中国的历书，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天是“惊蛰”。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讲英语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无忌惮的血液，它使这些人蔑视法律，不服约束。布莱克斯顿说：“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人们才能自由地活动。”不过，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个人自由观念和人权经历了很长时间无法确立。
但是，既然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多维护法律的尊严呢？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很多东西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吗？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1）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任，人就无法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一个无需置疑的事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严密的组织的复杂社会来说，这更是一个真理。人们都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对于了解中国人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它们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
我们所要谈到的是中国人的互相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它在所有的东方民族中都存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天才的中国人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掌握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但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会引起别人的很多猜疑，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是这样，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标志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地的高耸的城墙。“城墙”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用墙围着城。这就像拉丁文中的“军队”一词，在拉丁文中就有训练、操练的意思一样。
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城市都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但是，和其他的法规一样，因为没有付诸文字，要求坚决执行，所以即使很多城墙因为没有任何保护设施，受到很大损坏，人们也不闻不问，任其毁坏。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时候，起义者曾经攻破一个城市，并在那里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是遭到那样的破坏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都反映了中国的贫困。在中国，无论何时出现危险信号，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城墙。而这也是官吏或暴发户敛财的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城墙，缘于政府对它的人民的不信任。在理论上，皇帝是大众之父，他的属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如同说“加”或者“减”一样，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义、暴乱一直层出不穷，如果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很多这样的起义或暴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是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总之，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政府也知道起义在悄悄地准备着进行，但是政府官员们躲在现成的防御城堡里，就像乌龟把头缩进壳里，或者说像刺猬团成球那样，他们把动乱留给军队去处理。
中国居民的住房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互相猜疑的另一种表现。这点在其他东方城市也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时，如果你告诉中国人这些都是“没有围墙的城市”，他们就会感到很困惑。让一个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是件不容易的事。他们会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这表示那个国家没有多少坏人。
还有一个可以说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事例是，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都拥挤地住在一起。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缩了的城市，其防御对象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互相防御。据我们了解，中国人唯一不聚集居住的是山区。那里土地贫瘠，无法同时供养两户以上人家，那里的人也非常贫穷，根本不用怕贼。
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这种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居住方式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待和平。它也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互相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这点也包括其他东方人。其理论众所周知，在这里即使用一整章的篇幅都难以解释清楚其中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假如她们订婚了，那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因为再小、再单纯的事情都有可能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
中国有句公认的社会真理，叫“寡妇门前是非多”。与印度、土耳其的妇女相比较的话，中国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这不表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普遍遭到歧视。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然而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