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锉旧怼！ �
而这些善用暗喻手法的作家，他们干的是件什么事情呢？是将原本好好的A，硬要牵扯到B上面去。传统一点的做法是，A和B是有共性的，只有具有共性的东西，才可以被联系到一起。现代主义冲击了20世纪文学的时候，产生了好的作用，那就是告诉我们小说的底线再次被打破了，小说写作者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暗喻却并没有消失，它换了一副脸孔，又重新出现了。那就是刚才所说的，A和B没有联系，却要被联系到一起。比如“悲伤的石头”。
这就是学到皮毛，取不到骨肉所产生的病态后果。大师们告诉你，小说可以自由地写。但他们得到的是，可以自由的暗喻。而且还不自知，自认为就和传统文学不同了，“先锋”了，实际上，却是个“伪先锋”。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陈腐味道，显得更加险恶。
何况，这样的暗喻，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在网络上的表现更为明显，捏声捏气的网络写手写出类似“悲伤的石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很多。
所以自觉能力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自觉而产生的很多“后现象”，带来的坏影响最为危险。北村欠缺这个，因为他是软弱的。他的“人文”情怀导致了他的软弱，也导致了他的匮乏。一个关注生存的作家，不可能关注小说本身。即使他想关注，也做不到。
因为这两者之间绝对矛盾。
第四章批判北村 （5）
烙着语言痕迹的文学中年
20世纪文学史上最迷人的一句话应该是：“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一句话，在1984年被中国的文学青年们看到之后，立刻引起了一场模仿大赛。人人争先恐后，用同一个强调说话。包括后来出现的博尔赫斯，也在被疯狂模仿之列。
然后，当写作者们领略到了语言的好处，便开始潜心研究语言了。语言风格对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来说，最具杀伤力。他们往往也认为语言风格的树立，是有必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一直坚持着这点，从文学青年写到了文学中年。作品中或许模仿的成分少了，但是却明显能看出语言的痕迹。
这又是另一种误入歧途的做法。在那句“很多年以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马尔克斯在叙述策略上的时空性，而不单单是这个句子本身。如果没有后面的具有时空策略 性的叙述，这句话就是一个空壳。
而具体到语言，模仿者们似乎都忘记了翻译的存在，译本与译本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语言。单单模仿到小说的语言，而没有其他的启发——这大概就是对模仿者的一种嘲弄吧。
即便模仿的是大师们的叙述策略，这样的模仿，也注定了出生就已经死亡。
我没有反对语言的存在。但过于重视语言，或者潜意识里不自觉的就使用了某种语言风格，以及“语言之美”，却并不是语言真正的最高境界，也不是小说写作者们真正所要寻求的东西。
语言应该被隐藏起来，被压在所有文字的最底层，而不是浮于表面。所以，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打磨了，打磨是绝对必须的，不是随便写几句话，就可以成为小说。但这些“修养”是在小说之外的，写作者必须清楚，他该使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节奏等等，他心里明白，但却都不表现在纸上。只是过后人们再一分析，觉得，这家伙语言很牛啊。
语言的最高境界是忘记语言的存在。首先是针对写作者的，他必须首先忘记语言的存在，有点类似打太极。但没有太极那么玄。然后才是阅读者，一部好的作品，首先会让人忘记语言的存在，而看到更多小说本身去寻求的东西。80年代的那些现代主义小说译本，从这个角度讲，很可能是不成功的译本。语言风格太刻意，太重。所以作为阅读者，我们对译本都要抱着警惕之心，或者说，是更严谨的态度，一是翻译者水平的不同，二是翻译本身就是跨国界阅读的障碍，你必须忽略在翻译文本中语言的存在，才可能更靠近小说本身，更能理解作者原本的意图。
北村的小说，由于年代与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早期的作品。小说里处处可以发现这样那样的“语言蛀虫”。比如在《孔成的生活》中，有这样一段：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我居住在一个叫樟坂的地方获悉了孔成的噩耗。乡村之外的一条短如盲肠的路边，几个农民正在挖出土的青铜。霍同方向积累着红色的云暂时改变了天空的颜色，我在越过柬树梢头注视它们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当我预感到要出事的时候，一个农民手提一把沾着泥的铜壶，满脸汗水地从坑里直起身来，说：这块地已经挖不出东西了。”
这是一段带有明显语言特点的文字。接下来，很快，我们又看到了一句：“唐松把孔成自杀的消息带到樟坂时，我正对着一堆出土的青铜发愁”，与前面“当我预感到要出事的时候，一个农民手提一把沾着泥的铜壶，满脸汗水地从坑里直起身来，说：这块地已经挖不出东西了。”带有相同的语言结构特点。而它们的距离，仅仅是5行之隔。由此，我们看出了语言对于北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它正包裹着北村的小说，向读者晃晃悠悠的走了过来，而且看起来很美。
接着，我们在《孙权的故事》中，再次看到了这样的开头：“那件事发生之前，我住在一个叫王城的对方待业”。《聒噪者说》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几乎完全由语言构成。比如“对于我来说，死亡发生时，现场在百里之外”、“我走在这条路上，精神无法集中时，记忆就是一条水搓成的绳子”、“是什么阻碍了案件的紧张？就如同是什么阻碍了教授的写作一样，使他放下笔，走到河边，人们以为这是无数次闲暇散步中的一次，可是情形却起了变化，教授从一条河中泛起”……等等。
我们都能看到，固化的语言模式已经给北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样的句式、叙述方式的不停重复，证明了北村在语言方面，并非是自觉的。他一直像一个文学青年一样，饶有兴趣地玩弄着这些句子，近20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小说被语言充斥着，但又并非在语言上有所探索。
固化的语言就是匮乏的语言。在语言上太叫真，反而会使小说被语言牢牢地捆缚住。所以为什么说语言的最高境界是没有语言，正是因为，没有刻意的语言，才会使小说的写作更加自由，更加具备创造力，更加具有产生无限可能的机会。对阅读者来说，没有了语言那层坚硬表皮的限制，更容易理解到作品本身。
然而往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大部分的写作者，对于语言的执迷，是有瘾的。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然有人在语言方面不断地进行追求的原因。那是因为写作者在写作的同时，也充当了一个阅读者的角色。如此，着迷于营造语言的迷宫，就变成了一件有乐趣的工作，也容易养成习惯。这有点类似于方言的学习，一旦你长时间使用一种语言说话，后来的腔调也就比较难改过来了。
这也全因写作者的不成熟。自觉能力对于摒弃暗喻是重要的，对于脱离语言怪圈，也是重要的，甚至，自觉能力何时都是重要的。写作者必须清醒，和不断成熟起来，如果总是停留在文学青年的阶段，或者干脆就此走上岔路，那只能越走越远。
我想起大概在四年前，我非常沉迷于王家卫的电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电影里的旁白，觉得很巧妙，很有趣。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王家卫，不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吗？我呆了一呆，很快同意了他的看法，因为除去电影手法不说，“王家卫式”的电影旁白，确实就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强说愁”和玩弄花招。
现在看来，“强说愁”现象也不仅仅是王家卫的事，北村如今也可算得上是一个文学中年了。
第四章批判北村 （6）
为病态文学推波助澜
绝望，是有瘾的。
人性中有很多弱点，几乎是我们不可克服的。比如悲伤、嫉妒、愤怒、贪婪等等。也有很多优点，和缺点一样，不可克服，比如善良和同情弱者的一面。但我们也同样有节制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与自己弱点的距离拉得无限远，但不可能完全脱离。没有节制能力的人，我们把他（她）视为在情绪上不自觉的人。就好比一个经常悲伤的人，看到花落也会掉下眼泪。这在其他人眼中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为什么悲伤明明是难受的，还要去悲伤呢？错了，悲伤者正喜欢这么做呢，因为绝望，是有瘾的。
不仅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任何年龄层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人的很多天性与生俱来，不具备自觉能力，就会深陷其中。但同时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
社会的发展趋于复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而社会与人的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特点就越表现得明显，或者被隐藏得更深。于是，一直有“关注人性”情节的写作者们，很快就有了反应。
病态文学就产生了。这是一群以小说反映现代人孤独、绝望、颓废情绪的写作者所做的事情。他们无疑是有市场的。因为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完全自由的，他们不需要自觉地去阅读，当一篇小说和他“有瘾”的那一面产生共鸣，他自然会喜欢。比如，人们喜欢眼泪、喜欢美好，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