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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文学正是这样趁虚而入。
所以，从文学诞生开始，它就与“关注人性和精神”扯上了关系；所以，世界名著都那么“深刻”；所以，文学教育总是告诉我们，某某小说反映了某某精神，是某某时代的缩影……等等。只有部分自觉的写作者，没有掉入这个圈子里去，而是从事了小说本身的探索。
北村说：“我们真的需要从这个实利的时代之河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多少读者被他深深的感动了啊。甚至有人说，不能看北村，一看他的小说就想哭。他同时又说：“我建议白领都去看一看《鸟》，不是我写得多好，而是问题严重。”可见北村真的是十分关注我们这个社会的，对吧。
北村大多小说的情节上，有这么一个套路：小说里一定有一个纯洁得不得了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个诗人；如果没有这个纯洁的人，一定有一个神经质的人，这个神经质的人最后死了；诗人和这个社会发生了矛盾，要么最后变得平庸，要么最后也死了；神经质的人一开始没被人看出神经质，后来慢慢地爆发出来，自以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就死了；反正一定有死人；80％是爱情题材，而且一定要凄美，还有背叛；一定有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总是使用多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出场人物死亡方式多是自杀。
再说下去，我都感觉自己不那么厚道了，呵呵。但这就是我读完北村所有的小说之后得到的感觉，而且是以一个纯读者的角度去读的。相信任何一个普通读者，读完以后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北村的小说是被眼泪和神经质的大喊大叫所浸泡的，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显得像爱情小说？啊，比如我们的琼瑶阿姨。
在《鸟》里动不动就哭的“好人康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这个只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抒情诗人，按照我们上面的总结出来的北村逻辑，当然是自杀了。而且自杀三次才成了功。
这样类似言情小说情节，且在叙述策略上毫无探索的小说，为何在评论界的地位却如此之高？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是这样说的：“北村确实将理想中的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推到了极致，使我们得以有机会在本质和根源上，对爱情做一种清理和终极追问。其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切入角度的新颖和尖锐，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是罕见的。”
清理这句话，你会发现它说了这样几点：1、北村是写爱情的；2、北村的小说是有深度的；3、正是因为有深度，所以才罕见。
可是：1、琼瑶也是写爱情的。2、如果说写一场纯洁的爱情如何被其他事物破坏，主人公因此自杀或者意外死亡，给读者带来的感觉是有深度的话，那我觉得，琼瑶也可算是有深度的了。3、有深度的罕见吗？目之所及，在新华书店里摆放的畅销书，哪一本没有点“人性刻画”的深度？
第四章批判北村 （7）
至少勿庸置疑的是，2000年后的北村，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爱情代言人了。在《鸟》的开篇，就来了这么一段：“我想，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惟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因此爱是真理。
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己，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
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不是我们给出的爱并不是爱，就是爱得不够深切，那人（耶稣）爱拉撒路爱得何等深切，拉撒路就要活过来。因此爱是复活。
爱得真，不但对方得到安慰，自己也得安慰，真是奇妙的事。一个深爱着的人是大无畏的。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应该是爱，要一刻不停地爱，哪一刻停下来了，那种神圣地同在就要消失，爱里没有惧怕。因此爱是永生。”
不知道是不是书商为了使这本书更像一本“爱情圣经”而特地如此安排，将这段话放在开篇。不严肃的说，这几句排比让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严肃的么，这正是我先前所说，是留在小说里的诸多可以出卖他所谓之“先锋”的证据。中国那么些成天苦着脸大喊着“文学关注生存”的苦行者中间，终于又多了一个成员了。
同时，病态文学，或者称为青春期文学，也多了一个支持者。啊，在这个新时代，如果要感人，没有一个纯洁的神经质人物，又怎么行呢？这个人物如果不死，也还是失败的啊。只有死掉，效果才更明显嘛。
在网上有一个网站叫“病孩子”，站如其名，那儿就是聚集这一群“病孩子”的地方。据说注册人数甚众，还出版过一本他们自己的书。在网上的摇滚青年、文学青年、艺术青年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它的。可见病态文化是多么的有市场啊。
在21世纪，青春如果不显得残酷一点，似乎就觉得有什么缺憾。与北村《鸟》的主人公康生相似，病孩子们一方面感到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另一方面又显得十分单纯和善良。他们强调“美好”与“绝望”的同体性，生活在自我感动的世界中，不可自拔，觉得是因为自己太善良，这个世界太丑恶，所以生活不下去。自杀和悲观也就在所难免。
《鸟》中康生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有谁能救我？他说，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的边上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我本是清洁的人，现在污秽不堪！我在黑暗的深处流泪，无人安慰。”
这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而像康生这样的人物，明显是北村所偏爱的。《鸟》里有，《周渔的叫喊》里有，《玛卓的爱情》里面也有。对比之下，小说中其他的正常人都似乎显得愚蠢可笑。这是自然的，一个在“病”中进行思考的作家，自然觉得这个世界有“病”。
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书大都有同一个特点：选材上一定要有一个与这个社会形成反差的人物，不管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可靠。然而读者却“出戏”了，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尽管北村很想使他们显得真实，所以总是在小说开头告诉我们：“好人康生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两年……一个月前我居然在一家《诗歌报》上看见康生死前写的最后一首诗……”，但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如很多年前那样好骗了。我们都知道康生并非真实的，连为北村写评论的评论者也隐约中透出这个意思，在他们看来，康生就是一个用以表达北村思想的工具。
确实，他们说得对。北村写小说，从来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为了“心灵”嘛。
借用一篇小说的名字来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病态？青春期是需要的。或者说，青春期是必然多少有些病态的，因为他们在成长，感到了对这个世界的紧张。而我们的文学呢？中国病态文学的流行，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可笑。似乎是出版商、部分作家以及大众一起合谋的自淫行为，大众需要了，作家也写了，出版商于是就出版了。利益是可想见的，作家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将丝毫没有贡献的病态文学推到一定的高度，怎么看着都觉得可笑。
出版商要赚钱，这并不奇怪，也不可能去责怪别人。但要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版这样的畅销书？因为这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文化现象中，首先起作用的是作家本人。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自觉的能力，他太去关注大众的“需要”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而去关注他的思想是否被接受、在文字上仅仅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就可以出炉了，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是不成功的作品。作家必须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他一人，他有读者，有受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中国会出现病态文学畅销的情况，也跟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历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第一个开始写作的中国人开始，“文学关注社会与人性”的情况就开始了。连部分评论家在看一部作品时，也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后来，当韩东的“断裂文从”出现时，好多评论家就懵了，也费解了——该怎么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去解释呢？于是部分人干脆心虚地跳过去，当作没看见。而一些有“深度”的作品，对于这些评论家，对于我们长期饱受“文学教育”的读者来说，显然是好解释的，好读的，于是想将这样的作品吹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都是简单和容易的。
作家总是分为两种：一是作家对阅读者有影响，指的是作家的作品改变了一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让他看到了新的东西，甚至使他走上写作的道路；二是作家对作家有影响，是说一部作品让一个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或者那样去写。
北村的作品虽然看似多么能感动人，但是对读者的影响却不见得多么有震撼力。我上中学时，经常看港台的言情小说看得泪流满面，过了两三年，我读到了《玛卓的爱情》，同样看得泪流满面。现在看来，这两种泪流满面，并没有什么不同。我被故事感动了，被人物感动了，和看电影电视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它并没有使我看到一种新鲜的可能。
读者与作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有时的联系是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