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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也许会赞赏一番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高烧的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从他说的胡话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在我康复期间，我的心里仍挂念着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但心境比以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明明白白，而且想尝试一下单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我这并不完全是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付之一炬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把它给烧掉了，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意大利著名作曲家（1665—1758），卢梭将他的名字拼错了，应是“波农奇尼”。相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花了些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3个不同的主题，分成3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1544—1595）。；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拉丁诗人（公元前43—公元17）。；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希腊诗人（公元前560—公元前478）。，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喜悦。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和乐兴味之中，用了好几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的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自傲，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感到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一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怠和困乏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其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走得很亲近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访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弗勒里红衣主教的亲信、心腹。弗勒里当了首相之后，巴尔雅克便成了他的近侍，权可倾国。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保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50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100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先生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个疯子共事，便把他给晾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的人，对我连哄带骗的，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20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最后到了威尼斯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系指1740年到1748年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官，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连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渡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21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检疫站空空荡荡，还没来得及布置。于是，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行动的不便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里，里面空空的，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呆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而没留在船上就感到后悔。我像个新鲁滨逊似的动手安排我21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似的。我先是颇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彻底，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多本书码放好。总之，我布置得非常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地舒适。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告诉我可以入席。两顿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1741年到1745年法国驻热那亚共和国特使，于1765年去世。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本会在那儿过满21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醮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了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说实话，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十分亲切。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很开心。因此，我同他交上了朋友，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也都没见过什么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差错。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一直很清闲，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的人去办。在我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非常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所以很讨厌那位领事。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那个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开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一争高低。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使馆办公室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约合十个法郎。。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笔钱，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的。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本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要。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装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敏锐，不会上当，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我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