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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写诗发表的时候，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写一本关于葬礼的书。我回答说，已经在写了。父亲点点头，笑了。没过多久他又会问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会写的。
在关于我的著作的书评中，人人都会提到我不寻常的职业，意思是说，对于一位殡葬师，写诗真是不坏的事。“殡仪员诗人”和“诗人殡葬师”成了我的标准称呼。黑体字标题想尽量抓住读者的眼球：《观察家》用的是“尸丛文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用的是“请到我的殡仪馆”，《华盛顿邮报》则说，“诗歌深入黄泉”。对这些说法我并不反感。被人关注总是好事嘛，我对自己说，哪怕像个跳舞的狗熊呢。说心里话，我觉得，那些在大学任教或在其他类似的高尚领域工作的诗人们，他们和殡葬师有何不同？不也是在生活、在爱与死中寻找意义和声音吗？有人曾经问西穆斯希尼（5），为何写了那么多“哀歌”（elegiacpoems），希尼反问道：除了哀歌，还有别的诗吗？叶芝写给庞德——或是庞德写给叶芝，我记不清了——的信中说：“性和死，是诗人写作的唯一主题。”性很美，死亡则比比皆是。这些，我自问，对于那些诗人教授、诗人编辑、诗人家庭主妇或诗人爸爸，有什么不同吗？
哪种葬仪不是寻求更多地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呢？
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还是问得好。他知道葬仪如何形成和朔造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成为他自己。他知道，别人的悲伤，别人的漠然，别人的绝望、希望和信仰，他们互相护持、选购棺材的方式，他们献花和道别的方式，他们怎样哭和笑，怎样饮酒和戒酒，都使他得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的禀性，他的家族，他的上帝。我想他一定知道，二十二年前的今日，我搬到米尔福德，我的生活也将那样被形成、改变和朔造。
做殡葬师就是让自己献身于一项事业，保证、允诺一定完成它。有朝一日他离去了，我也将这么做。我告诉他我会写一本书，我心中的这本书是写给诗人看的，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存有疑问；或是写给读诗的人，他们探求诗意，想知道更多。父亲心目中的书是写给我们这个阴沉行业的从业者的，他们一身黑衣，在周末和假日工作，将车辆排好，准备安葬死者的遗体；他们在深夜被唤醒，有人死了，他们必须匆忙赶去，尽他们的职责。
此时此刻，就在这里，束缚松开，不那么严肃的许诺兑现了，誓言实现了，葬礼完成了。
托马斯林奇
米尔福德，密歇根
1996年6月13日
生死如梦（1）
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此外还有几十人火化。我代售大大小小不同材质的棺柩和骨灰瓮，附带供应墓石墓碑。如果客人需要，我也代订鲜花。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特殊商品，我最主要的一项业务是殡仪馆服务。殡仪馆面积一万一千平方尺，是一栋很讲究的建筑，精美的护墙版，皇冠图案的铁栏，粉刷成淡雅的色调。全套设施经过重复抵押，货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还清。交通工具包括一辆灵车，两辆Fleetwood大客车，和一辆深色车窗的箱形车，最后这辆车，价目表上称之为礼车，但镇上的人都管它叫“死亡马车”。
至于服务项目，过去采用一条龙标价法，客人很方便，只要单选一项就行。那是个大数字。现在不同了，按规定，服务项目必须逐条开列。价目单长得不得了，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地列出项目、价格和编号，以及斜体字标出的弃权项目，看起来如同菜单或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有时还须加上一些联邦政府的规定，比如出车路线或后窗除霜什么的。大半时候我一身黑衣，提醒乡亲们这是什么场合，大家不是来闲聊的。价目单底下仍是一个大数字。
生意正常的年头，营业额接近百万，其中的百分之五，差不多就是营利。镇上惟此一家殡葬商，我的生意稳如磐石。
市场的规模是通过所谓“原始死亡率”来估算的，原始死亡率就是每年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
作个简单说明吧。
假设有一个巨大的房间，你让一千人住进去。一月份，你关门离去，留下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以及彩电、杂志和避孕套。这一千人中，按年龄分类，占较大比重的应是婴儿潮一代及其子女，他们平均每人一点二个孩子。每七个成年人中要有一个老人，他们的老伴如果不在身边，那就可能是在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或是在老人院——这些你尽可以随便想象。这群人中有十五名律师，一名信仰疗法医师，三十六名房地产经纪，一名录像师，若干有执照的技术顾问，外加一名塑料家用制品批发商。剩下的不外乎上班族、中层管理人员、退休者和无所作为的凡夫俗子。
现在来看看变化是多么神奇吧。
到十二月底你打开门的时候，活着出来的只剩下九百九十一点六人。这个数字大致不差，其中两百六十人已经转行推销塑料家用品了。减少的那八点四人就是原始死亡率。
还有另外一种统计。
在八点四名死者中，三分之二是老人，百分之五是儿童，剩下不到二点五人，是正当壮年的婴儿潮男女，大多奋发有为，不是地产经纪便是律师，其中一人毫无疑问已在这一年里当选公职。从另一方面看，八点四人中，三人死于脑动脉或冠状动脉的毛病，两人死于癌症，各有一人死于车祸、糖尿病和家庭暴力。如果还会有少许变化，那就是意外或自杀了，最有可能出事的是那位信仰治疗师。
保险图表和统计数据中最常和最引人注目地被省略的，是每百名出生者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我称之为“大数”。长期来看，“大数”固定在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大数”列在图表上——被称作“预期死亡率”，人们大概不会再有兴趣买期货了。但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数据，含义深远。也许你想据此筹划一生，也许你将因此感到人类之间的亲近，也许它让你焦躁难忍。百分之一的预期死亡率，不管其意义何在，你都能据此计算出我们这个城镇有多大，为什么它能为我提供这么一份尽管难以精确预估但却十分稳定的生意。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并不偏重于一星期的某一天或一年的某一月，也没有哪个季节显得特别。星辰的运行，月亮的盈亏，各种宗教节日，皆不预其事。死亡地点更是草率随便。在雪佛莱车里、在养老院、在浴室、在州际公路上、在急诊室、在手术台上、在宝马轿车里，直立或躺着，人们随时撒手西归。虽然由于我们一向重视生命，为了挽救生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设备，而使死亡常常发生于某些特定场所，如康复病房，以及条件更好的特别护理间，但无庸讳言，死者对此毫不在意。在这个意义上，我埋葬和火化的那些死者与过去的死者并无二致，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空间已变得全然微不足道。事实上，意义的丧失正是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头一个明确迹象。接下来，他们停止了呼吸。就此而言，“胸部枪伤”，或“休克和损伤”，肯定比“脑血管意外”或“动脉硬化”更紧急，但是，无论死因为何，没有哪一种死因比别的死因更不重要。死，只要任何一种死因便足够。死者还能在乎什么？
同样，死者是“谁”亦无关大局。说“我没事，你也没事，只是他死了！”对于生者，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兴师动众地在河中打捞溺死者的尸体，在失事飞机的残骸中和爆炸现场不辞辛苦地搜寻？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MIA（在战斗中失踪）听起来比DOA（到达医院已死亡）更令人揪心？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我们要瞻仰遗容，为什么人人都关心报上的讣告？理由正在于此。
了解总比蒙昧无知好，知道是别人远比知道是自己好。一旦自己成了死者，“你”好不好，“他”好不好，皆和己无关。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死者不会在意。
活着的人，受行为习惯和保险计划的约束，当然还会在乎。你瞧，区别就在这里：正因为有人在乎，我的生意才能做下去。生者小心谨慎，时时关切；死者粗心大意，或是漠不关心。不管怎样，他们不在乎。事实就是如此：看来平淡无奇，却是千真万确。
我从前的岳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喜欢像电影里著名的芝加哥大盗詹姆斯卡格尼一样大放豪言壮语，说什么，“要是我死了，只须装进棺材，随便找个坑扔下去就成。”可是只要我一提醒她，我们安葬死者本来就是这么办的，她就满脸不快，发起脾气。
没过多久，她又会故态复萌。有一天，她正吃着烤肉饼和青豆，忽然说道：“等我死了，直接拉去火化，骨灰不留，都撒掉！”
前岳母只是想把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表现得像是无所畏惧。她话音甫落，孩子们停下刀叉，彼此相视，不知所措。孩子妈妈赶紧央求：“噢，妈！别老说这个。”我呢，则掏出打火机，在手里玩来玩去。
当年主持我和她女儿婚礼的那位牧师，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好打高尔夫球，喜欢金色的华美圣坛，穿爱尔兰亚麻布的法衣，开一辆黑色大轿车，车内装饰成酒红色。他还一直盯着红衣主教的职位。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有一天离开墓地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上好的铜棺。老兄，我不要！不要兰花，不要玫瑰，也不要豪华轿车。普通松木棺就行了，搞一场小型弥撒，造一座平民的坟墓。不要搞大排场。”
生死如梦（2）
他解释说，他要以身作则，奉行一个神职人员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