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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油大约花了我两小时。
做完这件工作天已大亮。
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恩斯特富勒都要来我办公室。他在朝鲜受过伤，据说相当严重，但伤在何处，本地却无人知晓。恩斯特富勒走路不瘸，没有缺胳膊断腿，人们都以为，他准是在朝鲜看见什么受了刺激，变得有点头脑简单，偶尔还会犯迷糊，倒不是什么大毛病。他一天到晚散步没完，有时会突然停步，面对路边的杂物沉思不已，或是看着地上的瓶盖和口香糖纸发呆。恩斯特富勒笑起来有点神经质，握手时手又凉又硬。他头带棒球帽，架着厚眼镜，每周日晚上必去超级市场，把收款台旁边架子上所有花里胡哨的小报各买一份。这类小报的头版标题，通常离不开暹罗双胞胎、电影明星和飞碟那一套。恩斯特读东西奇快，
是个数学天才。但由于受伤，他一直不工作，也从没去申请一份工作。到周一上午，恩斯特会把一叠剪报带给我看，内容不外是“体重六百零一磅的男子跌破棺材掉落地面——场面混乱”，“为艾尔维斯涂抹遗体的殡仪员声称，这位超级歌星是永生不死的”。
米罗霍恩斯比去世的这个周一早晨，恩斯特送来的剪报上说，英格兰东部某个地方，一坛骨灰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有时还吹口哨，估计它不久就要说话了。科学家做了好几次试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骨灰主人是个男子，死后留下九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他的未亡人信誓旦旦地说，她那贫困潦倒的丈夫是想告诉她奖券的中奖号码。她说：“杰基不会让我们一点希望没有就甩手离开的。他爱家人胜过一切。”报上登出了寡妇和骨灰坛子在一起的照片，那是生者和死者，肉身和金属，维克多唱机和著名的维克多广告小狗的合影。寡妇站在坛子边，侧耳倾听。
生死如梦（4）
我们永远在等待。
等待一句动听的话，一组中奖号码。等待从死去的亲人那里传来的他们仍然在挂念我们的消息。每当他们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事，从坟墓中起来，从棺柩中掉下来，在梦中同我们说话，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是啊，我们真的感到快乐，仿佛他们仍然关心，仍然有自己日常生活安排，一句话，仿佛他们还活着。
然而，为人熟知的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大多数人只会老老实实躺在棺材里，长年累月做个死人。他们的骨灰瓮，他们的坟墓，绝对不会弄出声音。他们的理念和安魂曲，他们的墓碑和追思弥撒，既不会帮助、也不会阻碍他们进入天堂。他们生命的意义和对他们生命的回忆，属于活着的人，一如他们的葬礼。不管死者现在变成了什么，他们只存在于生者的信念之中。
时值严冬，大地冰封，我们先得把墓地烧热，才能让教堂司事开锄破土。米罗是周三下葬的。值得感恩的是，安放在冻土之下橡木棺中的那具躯体，已不再是米罗。米罗变成了他自己的理念，永久的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米罗变成了他太太寝食难安的根由。我们在常见到他的地方再也见不到他，我们习惯于他在我们中间，现在这习惯破灭了。他成了我们的幻肢，那只已经失去、我们却以为它依然存在的相依为命的手。
基督的右手（1）
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孩子如珍宝，父亲却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父母万一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每家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破伤风，蹦蹦床使他想到胫骨折断；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
原因还是殡葬。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九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自然法则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自然的选择而夭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实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吼病，凡此等等，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们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唯其如此，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了一个孩子，正是因为这个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母亲对祈祷的力量和自己的爱护能力深信不疑，对于父亲的禁阻常加以否决。“哦，埃德，”晚餐上她会这么反驳：“由他们去吧！他们不能老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啊。”有一次，我想去对街一个朋友家过夜，父亲不同意，母亲不客气地说，“别犯傻了，埃德。你是不是要说，你刚安葬了一个因为在吉米谢洛克家过夜而完蛋的倒霉家伙？”
父亲从不把母亲的干预当作顶撞，而是看成这个疯狂世界里的理性声音。也就是说，母亲以其坚定的信仰战胜了他的忧虑。每当母亲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他时，他的反应就像醉汉接过一杯凉水或热咖啡，嘴里嘟囔着：“谢了，正需要呢。”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疯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和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直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十九岁。
每天早晨，他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昨夜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消息，每天晚上，他都要带回葬礼上的悲伤故事。我们的早餐和晚餐，话题中总少不了新寡的未亡人，伤心的、承受不了痛苦而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可怜人，包括因痛失孩子而终生痛苦的父母们。每当此时，母亲眨眨眼，针对他的担心说出一番道理，最终我们仍能获准去打棒球、露营，独自去钓鱼、开车、约会、滑雪、开支票帐户以及冒其他人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母亲的信心就这样抹平了由父亲的恐惧树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山。
她的口头禅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有一次，母亲甚至成功地为我哥哥丹争取到玩射豆枪的权利。丹立马戴上头盔，穿上皮夹克，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在伊顿公园跑，他在后面边追边打，练枪法。如今丹已是陆军上校，我们呢，至今不敢摸真枪。
母亲这样的态度，绝非漠不关心。生死事大，她一概托付给上天，从而得以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保证我们健康成长。她关心的是“性格”、“正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我们灵魂的赎救”。她相信，上帝把她孩子的灵魂交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天堂靠的是我们的良好品行。对此她从不讳言，这在今天，要算相当偏激的观念。
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人，取决于人生的脆弱本性。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可怜的、忧心忡忡的。除此之外，皆属非分。
保不准的事总是有的。经历了寻常的感冒、出痘、麻疹，到六十和七十年代，我们都进入青春期。有一次帕特在酒吧被人打伤，一个家伙在他头上砸碎了一只啤酒瓶。还有一次艾迪驾车从桥上翻下，跌落在河岸，车子毁了，人居然毫发无伤地走回家。他告诉爸妈，一辆显然是醉鬼开的车把他挤下了路面。朱丽安坐朋友的车，朋友把车开到树上，她从车窗里飞出去，摔破了头皮，但拣回一条命。布丽姬有天晚上用烈酒灌下大把安眠药。她为何这么做，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秘密只有母亲知道。说到我，大学三年级时，我从三楼阳台的防火梯掉下来，摔断了几根骨头，骨盆破裂，三节脊椎受到挤压，但一直没有丧失知觉。我的英
语教授和导师，诗人迈克尔赫夫南，第一个跑下楼，冲出大门跑到我跟前。估计我当时看上去像是昏过去或没气了，等他确定我还活着，就一个劲儿地问我：“摔着头了吗？今天是星期几？谁是美国总统？”为了使他相信我脑子没问题，我背诵了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背得非常动情，只在背到“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这两句时打了个嗝，然后就吐了。这倒不是因为摔的，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