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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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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一阵晕眩，伤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历经灾难，苦恼远远多于欢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是最为幸福的日子里，从50年代“反右派运动”之后三年，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担的苦难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而究其灾难的根源，却完全是由于她的儿子——我。照老的说法，真正是“不孝儿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姚，嫁到吴家，改名琴绮，生于1894年，即清光绪甲午二十年，今年应是九十六岁了，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胡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来过北京我家小住，那时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为什么是好印象呢？因为听娘说过，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娘的脚却没有缠成祖母那样的“三寸金莲”，而是接近于现代女孩的天足模样。原因是大人给她缠足时，稍一用力她就大声哭叫，而外祖父立即进行干预，才落得现在接近大脚的形状。娘是外公的第四个“最小偏怜”的女儿，于是得到比三个姐姐更多的怜爱。因此我也喜欢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虽然只有很短时期的相处。 1962 年吴祖光与母亲周琴绮摄于北京马家庙家中 父亲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亲行三是当中的一个。三兄弟出自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都是诗书的行家，尤其父亲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因此交游十分广阔。他从二十几岁便来到北京扎根立业，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书画古玩店的老人们至今还有人记得吴三爷是频频光顾的客户。由于父亲的交游，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在家里食饮亦是常事，因此母亲便常常要亲自去指挥厨师置办膳食。而我家还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长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则总是由母亲亲自下厨置办，从不假手于厨师的。 母亲的更重的负担是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她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生过十五个子女，七个男孩、八个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长起来的七个女儿、四个儿子则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经七十六岁，最大的男孩则是我，今年七十三岁了。 这样一个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亲上有婆母，中有交游广阔的丈夫，下有众多子女，可以想见她的负担会有多么繁重。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日常的佣工除门房、厨师和服杂役的女佣、祖母和母亲各从南方带来一名丫环之外，经常还有两个到三个奶妈。因为婴儿不断出生，而母亲却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事实上她即使能够喂奶也不可能喂这么多的儿女的。 娘给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对所有受雇佣工的友善关系。终其一生，任何人也没有看见过娘对她的佣人有过哪怕是丝毫的疾言厉色。她忙了一天下来，常常和奶妈、佣妇们坐在一起闲谈，是她很大的乐趣。我们家的两个来自南方的丫环都是在二十岁左右，由娘为她俩选定对象，像嫁女儿一样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长一些的小珠嫁到南方，后来断了联系；年轻些的小玉嫁给在北海公园船坞的职工小陈，几十年来和我家像亲戚一般来往。两个女孩结婚离开我家时都哭得泪人儿一样不愿离去。对这么多的子女，娘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更多的亲戚朋友了。我们家的亲朋也很多，父母亲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们；这些女孩子有时在家里怄了气，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三嫂”诉说委屈，娘就常常留她们住几天，消了气再回家。这个“三嫂子”是个最可亲近的人，在亲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在孙辈里最喜欢我，每天下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课；此外还教我读唐诗，并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在北京，本来是规定由三家轮流奉养，但是却和伯母与婶母都难以长期相处，都是接去不多时就又回到我家，最后终于长期在我家住下来终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外滩租下一栋楼房，把父母亲和众弟妹连同祖母一起从南京接来住在一起的。 近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频，百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从祖母、母亲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她们讲述当年所谓“长毛造反”的悲惨景象；而我们亲历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在这之前，由于父亲作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而经受了后来轰动全国的“故宫盗宝冤案”，由于仗义帮助朋友而受到株连，最后带领全家老小离开北京出走南方。我至今记得母亲在举家迁徙，默默地收检大量行李家什的辛劳。父亲是一个出手十分阔绰，不会算计的文物收藏家，终年累月除去办公时间，经常去琉璃厂收买字画古董，为此长年负债，每年“三节”时候——即春节、端阳、中秋——债主盈门讨账，最多的是古玩商人，也包括粮店、裁缝，乃至书商、饭庄……经常在门房里坐满了要债的，弄得全家气氛紧张。这就联系到我前面所说，母亲从无疾言厉色，但有时痛苦得泪流满面，就是对父亲的大手大脚，漫无节制地收买那些字画文物的时候也是如此。父亲我行我素，是决不听母亲的劝告的，但因此却连粮店都欠了债，母亲苦口婆心也不见效，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学期开始，我们兄弟姐妹连学费都交不上，父亲只好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信都是由大姐吴珊交去的，大姐觉得太丢脸，只是对娘诉苦，噘着嘴。娘也只落得叹气，流眼泪，没有别的办法。 一到搬家，和后来的抗战时期的向西南大后方逃难，这些文物字画就成了更大更沉重的负担。照父亲的主意，什么都可以不带，也不能不带这些东西，尤其是几件所谓“镇库之宝”的字画更是紧紧抱在手里的，看来比孩子还重要。那时候，母亲是多么沉着、多么稳重！反而是一句怨言也没有。紧紧地保护着这些东西和她所有的孩子们——这一切都是她的宝贝。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四川，到重庆，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老人和孩子都健在，古玩文物保住了最名贵的。只有祖母，最后是由于年老而过世了。 1949年结束了全国内战，也结束了百年来祖国大地一片呻吟、血肉模糊的离乱生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满目祥和景象。我也怀着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辞去香港电影编导的职务，应召回到离别十三年的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新兴电影文化事业的怀抱，从事“前人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并且在1951年和新凤霞结婚。1954年用我从香港带来的一点钱和少量借款，买了位居北京东城最繁华地带的有十八间房屋和满院花木的一所四合院。买屋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把年迈的父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做两老的终养之所，那时父亲已因高血压中风而卧床两年了。 把父母接来首都北京的头一件事便是劝说父亲把数十年长途颠沛幸得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捐献给国家。因为这几十年全家大小竭尽心力才得保全的这批文物终于安全抵达从此获得平安、不会再生变乱的人民首都；可以说由于全家的努力，它们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几十年来父亲辛辛苦苦，不惜负债累累、竭尽心力收买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爱好和珍惜。我没有想到，我想父亲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会是传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我的建议一经提出，父亲立即点头同意，那时父亲说话已不方便，吐字十分吃力，但是头脑仍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只能斜倚在病榻上，但仍是热烈地欢迎了我邀来鉴定并欣赏这批文物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父亲的老朋友郑振铎先生和唐兰教授。两位文物鉴定的权威人士十分兴奋地看完之后同时提出这一批贵重的文物如何计价的问题。我说这是无偿的捐献，不需要任何报偿，这是父亲和我早已决定了的。在过后两天由故宫博物院派人来将全部捐献件清点登记取走，出具收据共计二百四十一件，时间是1955年10月26日。 三十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列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的文物收藏家、爱国人士、外国友好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的情况，并发表了重要捐献者三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头一个名字吴景洲便是我的父亲。文中指出：这些人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 回想起当年捐赠结束之后，全家都有卸下重担的轻松之感。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是娘，她在这转徙流离的十余年万里征途中打包装卸、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已经无从计数……而这一回她说：“这才是真正解放了。” 50年代是中国四亿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无限希望的年代。从百年的积弱转为强大，从举国大乱转为大治，展望前途一片光明。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幸福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比兴奋，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把父亲、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同时亦来迎接这样甜蜜温暖的新生活的。但是绝对不能预料的是这个新兴的国家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好像无法容忍，属于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的批判，“胡风事件”的批判……还只是针对一些个人或少数人的批判，发展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扩大为针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了。当然，“批判”知识分子的也全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我是属于揪出来示众被批判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我竟成为全国戏剧界最为重点挨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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