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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又十分凶险的全民抗日战争，从而迫使我中断了学业，转眼过去了十三年。
1949年我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涯，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也就是又进了北京的胡同。从新中国建国当年开始，到1954年我住过三条胡同，就是：西单舍饭寺胡同、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和东单的西观音寺。终于在第四次搬进了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地点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帅府胡同九号，在东安市场的背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从海外挣来的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私宅。主要的原因是把我一生正直的父亲和为众多子女费尽心力温柔善良的母亲从上海迁居到感情十分深厚的北京来。也为了使我的作为演员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工作、学习的环境，我尽力把这个有十八个房间和大小两个院子的四合院装修得舒适整洁。院子里原有一棵大海棠树，树叶张开能遮没院子的一半；我把院子的另一半栽了一棵葡萄和一棵合欢树。院子当中树阴下放着梅兰芳先生为祝贺新居送给我的一个大金鱼缸……这里是我的小小的安乐窝了。
北帅府胡同的许多住户，我爱的邻居，承袭我过去住家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都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我们家还是街道上指定开会传达事情的场所，每天出来进去碰头见面的邻居都有亲人一样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三年，一场“反右派”斗争便把我驱赶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过了三年我回来重整家园，而六年之后等待着我的是更大的风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革”开始，我被关押在机关里不准回家了。父亲早在我去北大荒当年春天便已故去，这时使我牵挂的就是衰年的母亲、受尽折磨的天才演员的妻子和幼年连遭不幸的三个子女。
关押期间，我两次被造反派通知回家。第一次是被押送回家的，到家后只见院子、屋里一片混乱，院子里满是从屋内扔出来的凳椅杂物，而北房屋里遍地是书籍、衣裳、文具……显然是刚被抄了家，叫我回去收拾的。母亲和孩子关在西厢房没有出来，只有妻子正蹲在地上清理。由于身旁有人监视，她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我也只是在清检完毕又被押回了东四八条胡同监管我的戏曲研究院。临行时我发现地下的瓷砖被挖开了几块，还挖了一个坑，天花板也被打穿一个洞，东墙的壁橱也被挖开了。
第二次通知我回家，只告诉我天黑前一定回来，却没有派人跟我，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吉是凶。待我走进胡同“近乡情更怯”的时候，见胡同里竟是静悄悄的，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看见是邻居马大妈，她一把拉我进了她家小院，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能回家。来了一群人等着斗你呐！”我说：“我去看看……”马大妈死死地拉着我不许我去，说：“不能吃眼前亏，这些人畜牲不如。”但是我担心的是家里的亲人。大妈说：“您别怕，他们就是等您一个人。”她叫她的儿子小弟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小弟一趟一趟地跑，告诉我那群人只是在骂我，乱翻东西，孩子们都走了，只是母亲和妻子在对付他们。我放了心，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小弟高兴地跑回来，说那群坏蛋终于等不及走了。跟着来的是妻子，她一点也不惊慌，不害怕，这一段时间，把她也锻炼出来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拉着我，叫我回家看母亲。还没走进家门，便看见两扇大红门上用墨笔写着的几个大字：“大右派吴祖光之家”，吴祖光三个字上打着大叉子……
到家之后，母亲只说了四句话，是：“胡同里街坊好。凤霞好。孩子都好。你不要担心，我会替你看好家的。”
我告诉凤霞，马大妈母子对我的保护。凤霞告诉我，我家的三条通道，两条是出胡同往西，走帅府胡同出王府井，或走协和医院北墙进三条胡同；另一条路是出胡同往东经煤渣胡同到东单。每次我家来了开斗争会的或抄家的打手们，马大爷、大妈和小弟就分别在三个路口等我下班回来，叫我避开他们……
胡同街坊就是这样地照顾我家，只是孩子们被外祖母带出去了没有看见。而天色黑下来我必须回到单位，我才明白这回为什么要我单身回家的原因。此外，我知道的另一情况，就是这条胡同十二号的另一个“挨斗”的人家是来自延安的赵树理，他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斗得更惨。
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自由，回到家里，才发现我家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萃华楼饭庄的书记和经理老姜，一是某工厂的工人刘某。两人中的姜的妻子是本街道的干部，由于最熟悉我家的情况，便真会投这个“大革命”之机。姜住了我三间一排西厢房，刘住了三间一排南房；占我家房子，用我家家具，不付房钱，不付水电费，用强光大灯泡，而我家被集中在北房和东房里，被批判、被管制，连灯泡也只敢用小烛的。当然，想他们还允许我家住了宽敞的北屋和东屋，格外施恩，已经该感激不尽了。
情况如此，怎么办呢？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把照顾我们生活的淑贤嫂，把哺育女儿双双长大的奶娘凤容，把每天送凤霞上下班、剧场演出的三轮车夫老何同时解雇；尽当时最大的可能厚礼遣送。告诉孩子们，从此都要自力更生，照顾自身了；而当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就承担了最沉重的劳动。她辛苦一世，经历过数之不尽的灾难，难得在今天本该是太平欢乐的年月竟会碰上这样的“人为”大难！尤其是她的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除我一人是在受苦受难之外大都平安无事；虽然多少都受了我的牵累，但总算都过得去；母亲本可以去任何一个子女的家里安享清福，但却坚决和最能惹事招非的我家生活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的早晨，我乘坐公共汽车出门，刚坐下来，并坐一起的却是京剧小生叶盛兰，免不了互相问起近况。盛兰告诉我，不止一两家置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从此安静的四合院一下成了大杂院；这些“工人阶级”搬进来，不仅强占了住房，而且欺侮房主人。“住不起可是躲的起”呀，盛兰劝我找到北京市房管局，把现有的住房换到相应的新建楼房。“关上门没有干扰，求个安静吧。”
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把我现住的八个大房间，外加厨房和洗澡间换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然而，不过一年时间，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我又进了“五七干校”；和平里的街道主任——一个永远面无笑容的中年女干部以她的儿子要结婚为理由，又强占了我住房的四分之一，一个大房间。
从此我离开了住过数十年的，消磨了半生的北京胡同。感觉十分遗憾的是在受到长年不断的粗暴无理的屈辱之下结束了这段胡同生涯的。甚至于那一所地处王府井的黄金地段的十八间房屋的四合院也就此白白送掉。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就此作为结束，但我从来不能设想居然会做出和国家讨债这样的行为，就这样结束了罢。
说1966年和胡同告别，开始了楼居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纵使告别得悲惨，但是我前面提到的一条条胡同的经历毕竟还是能够回忆起昔时无限的温馨。纵使老年健忘：头一天的事情，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转眼忘得干净；然而幼年、少年……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再说楼居和胡同小院相比当然是一种进化，当年的北京人口只不过七十万，而今天的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口猛增，而土地只会减少，当然只有往高空发展。不知不觉我的楼居生活也转眼快三十年了，楼居亦自有和胡同不同的温馨，足以使我忘却那些无谓的纠缠和不快，随时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快乐，那就另外再写了。
1993年10月30日
往事忆旧录三十年书怀
1972年的夏天，我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年，干校学员绝大多数都早已得到自由，即是逢年过节的假日可以回到北京的家里休息几天，甚至很有些人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了。但是在我们所属的这一连里还留着两个从来不准回家、和家人通信还要受班长和排长检查的人。这两个被视为危险人物如江洋大盗者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素来尊敬的——那时谁也不尊敬他——书生气十足的前辈戏剧史家、理论家张庚同志。因为他是“走资派”，我是“大右派”。 我们这两个“派”不仅没有旁人那样的自由，连劳动都和旁人分开了。那些革命同志不爱干脏活，而把脏活都交给了我们这两个老头。首先是掏厕所（包括女厕所）和拾粪，其次是喂猪……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对“革命同志”敬而远之，免得招他们生气，由于不和他们在一起，从而也得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于是我在那时就自己学习做旧体诗，原因是这种最简练的文学形式易于表达一时一地的抒情，后来我把那时做的诗收集一起，定名为《枕下诗》，因为诗成之后只能藏在枕下之故。偶尔我也把做成的诗念给张庚听听，有时他听了很开心，有时也会警告我说：“不可以做这种诗。”张老是正直、忠实和可靠的朋友，他从来不曾像某些人惯做的那样，把这种事向任何“领导”汇报过；假如他那样做，可能他会得到好处而我会受到惩罚。我们两人同命运、共患难，经常在被关锁住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论古谈今；并没有订过什么“攻守同盟”，却谁也没有卖友求荣。我至今还在感激和珍视我们这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难得的友谊。当然，我没有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