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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1）
注释①《新凤霞回忆录》，新凤霞著，叶圣陶作序，常君实编辑，1980年8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 1982年7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新凤霞的第二部回忆录《艺术生涯》，艾青作序，常君实编辑。 注释②在我们的家庭里，避讳“可怜”这两个字。凤霞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在得病之后，她曾对我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你就给我走开！”我对她说：“你别多心。你会好的。我把你看做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场竞赛当中受了伤；只不过伤势重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痊愈之后你还会登上舞台的。”事实上不止一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是信心百倍地为她进行治疗的。 可怜②的凤霞于1975年突患重病，不能转动，送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医院当时把她所患的“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以致形成至今未能痊愈的左肢行动不便的后遗症。在三年之后，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时才得到确诊，而现在患病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和我相识的某一些女同志那样，凤霞对待生活心胸不够开阔，想不开，爱后悔。常常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得病的这四年多以来，更爱说：“假如我没病的话，我……”尤其在看戏的时候，看见同时代的小朋友、老伙伴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受不了，就难受得要命；若不是我或孩子们在一边打岔、说笑话，扯开或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便会流下泪来，活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尤其是晚上坐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熟悉凤霞的人都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她从来就是个一刻也不能闲着的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写她幼小时在家里、在师傅家里、在前台后台、在工厂、在种种不同的场合里干各种劳动活的情况。在劳动上，她是个真正的多面手。除去她的本职工作演戏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外，她会做各种面食、烧菜——能为她喜欢的客人亲手烧出整桌的筵席；能裁剪、缝制衣服，从中装的丝绵袄到西装的外衣裤以至衬衫。又能织各式各样的毛衣，多少年来我和孩子们以及她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新凤霞青年时代 她从七八岁起，在戏班里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三四岁开始演主角戏。旧社会的小评剧班一年演到头，除掉春节前的几天封箱之外，从来也不休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星期天还要加演日场，甚至在台上吐了血还满不在乎地继续演戏。 难以设想，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从1966年开始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不演戏可干什么呢？她在深达十几米的地下挖了六年防空洞…… 当然，若从1957年算起，她承受的折磨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是挖这六年防空洞的时节，我看她也还是安心和愉快的，没有感觉太大的痛苦。每天晚上回家，高高兴兴地提着买回来的蔬菜，进厨房做晚饭；因为这比前几年关在单位里不准回家，和后来自己可以回家了，而丈夫又一连几年不许回家、乃至生了重病进医院动手术也不许通知家里相比又强多了。 凤霞写的文章将收聚成册，并将出版回忆录了，这在我们家里说来可不是一桩小事。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三年以前，时间是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做《过年》。文末有一段《编者附记》，说： 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