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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就是有很多人的写作，比如说散文写作，已经陷入到一种模式化当中去了。
余：他很俏皮，他花招学会很多，可是内在没有多少不吐不快的感觉。那还是缺了一样东西。
傅：这种散文可能消遣性消闲性更强，看过以后也就过去了。
余：你觉得他的技巧实在是很聪明，可是你觉得他没有什么话说。只要有话说，他可以说得很漂亮，可是他没有话说，问题就在这儿。比如说他写都市，北京、上海、台北、香港都差多，他写全球化的都市。那里面中国的特色在哪儿，他如果欠缺这个东西的话，那跟写伦敦、巴黎没有太大差别。现在这一类的小说跟散文也不少。
傅：千人一面，中国特色没有，个性的东西也没有。
余：他技巧是提高了，可技巧应该为感情、为内容服务。他的内容没有提升，内容反而空洞了，那也不行。
傅：要是您现在定位一个散文理想化的标准，您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比较？
余：我现在不再革命啦，只是想平平实实地写散文。因为那个时候我提倡革命，我自己写得飞扬跋扈，把中文驱谴得，我曾经说过，好像把一架强大而精密的机器每一个螺丝钉都上紧了，这下我们上倒了。现在不要那么紧张，因为那类散文我写过了，不能重复以前飞扬跋扈的那个风格，所以我必须另谋出路。
傅：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散文革命者，写得飞扬跋扈，我想跟年龄有关系，就是年轻人大概张扬于外。您过了四十年了，现在是飘然白发一老翁，大概那种革命的劲头也消解了。对散文的理解是不是更平和一些？
余：同时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学我的人也不少。每当学你的人多了的时候，你再写这种风格就觉得有点儿像卡通画、卡通片一样，就不愿意再写了，不愿意再领着一群人重复故有的风格。见好便收。
傅：这个也促使您再进行改革的创新，就是另一种层面，或者说另一个视角的革命。只不过不像自己年轻时那么自我革命吧。我记得您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我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以能使用中文而幸。您觉得首先是身为中国人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否源于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以中文为幸是否源于，您觉得中文的表达、表现力有超过其他语言话语表达的方面吗？
余：对。我是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那当然，你生长在一个文化的大家族，觉得很幸运，资源很丰富、背景很雄厚，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然后，你从小就已经熟练这种语文，你一直在追求它，能使用它，能够自己觉得还得心应手，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在“文革”时候的青年，他没有这个机会，他被剥夺了这个机会。我的中年以来，还算是生活稳定，能够在稳定中追求自己的艺术，我想是一种幸运。
傅：您还讲过另外一句话，“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这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文化传承上面的一脉相承，化成了一种肌理血脉，就很自然地消融在自己的精神当中。
余：我讲这个话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度有很多同辈的作家对西方的文学崇拜过盛，而且他们养成一种文学进化论的观念，觉得古绝对不如今。可是我回头去检讨，我觉得今日认为革命前卫的东西，很多古人已经做到了。这就是不读书之过，认为自己创新了什么东西，其实以前的作家做过。就是因为你所知太少，自己认为创造了什么东西。
傅：革命之初在方式上往往都是以过于激烈的方式来做的。
余：矫枉过正了。
傅：激烈过后，自己回眸忖度，才发现前人都已经做过了。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在这之前可以说受到了很好的“四书五经”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熟读了唐诗宋及五代词，而且也很好地受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您后来又读了英文系。可以说在您的体内就有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您后来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怎样解决这两种文化在您的写作过程当中的一种碰撞？您是怎么样来解决这种文化上的碰撞、交融，如何融到您自己的写作或者说精神血脉当中？
余：二十出头的少年说不上熟读四书五经，只是说对于中国的传统稍有一点根基而已。我觉得一个青年作家要从事中文写作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自己的大传统要有一点认识。大传统就是《诗经》以来的；第二，对于新文学的小传统，也应该略有认识。所以这两种认识是基本的条件，否则你没有历史感。自己闭门造车，不知道古人、今人已经走到哪儿了。当然能够同时旁通西洋，借鉴西方的经验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对我讲来，大传统是我的主流，小传统是一条支流汇入主流的。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另外一条支流，有的时候我受西洋影响深一点儿，或者学得认真一点，支流有时候也很浩荡，就像汉水入长江，汉水也是非常澎湃的。所以主流与支流之间互为起落，不过主流毕竟就是主流。
傅：您在刚刚读完英文系的时候，自己写作上有没有刻意追求一些西化、欧化的东西？
余：我曾经西化过，台湾在六十年代整个文坛有点倾向西化，那我当然也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可是我后来自己说，我好像一个很好的女孩子，跟一个流氓私奔了，奔到半途忽然觉得不行，不能这样奔下去，我就回头了。
傅：是“浪女回头”。在一般写作者眼里，觉得散文是最好写的一个文体，文体特征最自由，而且觉得散文是一种很亲切而柔软的话语。似乎很多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以统称为散文。您觉得对散文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界定？您觉得有吗？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光中：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3）
余：比较难界定，因为一般人说来很方便，凡非韵文的东西都归于散文。所以散文是一个管家婆，它什么都要管。因为它的用途太广泛了，书信、日记什么都在里面了。而诗就像情人，你专门跟它谈情就完了。散文是妻子，它也可以谈情。一个人可以爱妻子，可是妻子在厨房或其他什么地方忙得不得了，她分身不了。因此在散文的杂物里，那么多的杂物里你居然能用散文来表达美，这也是不简单的。
傅：散文更适合是家庭主妇。
余：原则上是如此。碰到真正的艺术家，就在日常使用的散文之中，他能够开出一条路来，让你觉得很新。散文原来可以这样的追求美。那就是了不起的。
傅：台湾出版过一本您的传记，书名叫《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您把自己比喻成“茱萸”的孩子，这个“茱萸”是否意味着您童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后来您把它升华为是一种母难日和国难日在精神上的契合。
余：“茱萸”是东汉时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汉朝的黄景，他的师傅是先人费长房。费长房有一天跟他说，九月九日你家里有大难，你要带家人登高，要饮菊花酒，配茱萸囊，就是装茱萸的袋子，才可以逃过。作徒弟的黄景就听了这话。当天晚上跟家人从山上下来，一看家里鸡犬牛羊死了一地。他师傅说，就取代你们了。因此，在我的艺术想象之中，我生于那一天，那天我登高好像是一种壮举，其实是避难。而我小时候又碰上了中日战争，因此我把它们联想在一起，我的生日根本就是一场延长的逃难而已。中国人又把自己的生日称作母难日，所以我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
傅：从精神上把它的内含升华了。
余：把小我的生日扩大为民族的逃难、民族的避难日。
傅：我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您最喜欢的一个文人是苏东坡，觉得他旷达豪放而不油滑，也不呆板，不像李白过于飘逸，不适合做朋友，做朋友不牢靠，杜甫又过于严肃。以您自己在为人的性情和为文的风格上，您觉得受了苏东坡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余：苏东坡他能够豪放，也能够温柔，同时他追求的艺术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我觉得蛮羡慕的，所以选为我的一个典范。同时，如果就一个人交友而言，假设有个朋友是苏东坡，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有那样的高超、豁达，其实他有中国文化的好几面，比如说有儒家的执着，又有道家的旷达，对佛家也相当的了解。所以他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通达的心灵。
傅：您觉得您做到了他那样的豪放、旷达、通灵了吗？
余：这很难比。因为他受的苦可能比我多。他一路贬官，像我只是年轻时有20年比较颠沛流离。苏东坡是一直到老，海南回来第二年就死掉了。所以他受难的时间比较长，他受的考验也比较大。当然那个时候文人也难逃做官的命运，我没有在官场，所以不能比。
傅：苏东坡一生旷达，但又一生受难。您在50年代初翻译过《梵高传》，您特别欣赏梵高的艺术和艺术精神，并且还专门写了诗，歌咏梵高的名作《向日葵》。我想梵高在艺术精神上肯定是对您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