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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他当然是个幽默大家了。他的幽默尤其表现在带点儿方言的口语里。表现的途径也不太一样。
傅：说到老舍先生，我想跟您说到我自己研究的话题：您对老舍这样一个作家最初的印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时候看他的作品？是哪一篇作品您还有印象吗？
余：因为我是个南方人，而他是个典型的北方人，尤其是用北京的口语来写小说，这是他给我最早的印象。最早打动我的是《骆驼祥子》。后来我在教现代文学时，一定会教到《骆驼祥子》。我觉得那是一篇力作，是不可多得的。
傅：您用简单的话来描述，如果您在文学史上给他一个定位，一个评价，您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余：他可以说是30年代以来，在写实的小说家中，对于口语的掌握，能够写得戏剧化，同时对幽默的掌握，他的幽默比较众生相，并不是像钱钟书、林语堂英国绅士式的，而是平民化。他比较平实，因为他写的往往是市井小民，这类的很多。他的范围跟我刚才讲的视角不同，他有他另外的天地。
傅：您第一次听说老舍自杀的消息，还记得是在哪一年？听到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想法、感觉吗？
余：那时候两岸分隔，消息传来传去都很难证实。真正知道的清楚，还是后来看见有人文章中写到了，比较确定一点儿。那当然觉得很不幸了。因为那算是“文革”开始时的牺牲者之一，另外一个很不幸的是傅雷。
傅：您对老舍死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有过了解吗？
余：不是很清楚。
傅：对傅雷的死的细节您了解吗？
余：也是听我的好友林以亮先生讲的，因为他跟他们是世交。
傅：您觉得像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等于是殉难了，今天您看待他们的死具有怎样的文化和思想意义上的启迪吗？
余：这我想大家都有同感吧。“文革”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一个社会，对于这样杰出的作家、艺术家这样苛严的对待，总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傅：另外就是，他们的死是不是提供了一个作为文人也好或者学者也好，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历史形态的变故时，文人怎样表现出一种道德和操守？
余：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壮烈地牺牲了。我都不敢说，到了这种关头，能有这种气节。所以我很敬佩他们。
傅：您的《乡愁》当时发表之后，可以说成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思乡曲。而今，两岸仍然没有统一，两岸同胞仍然隔海峡遥遥相望，如果今天您来续写一段《乡愁》的话，您大概会怎样写？
余：这十年来，我已经回大陆不下于十六、七次了。因此我不觉得“乡愁”有那么迫切的压力要让我再写。相反的，我回来这么多次了，我所写的比较写实了。《乡愁》还是一种比较浪漫的憧憬、一种感伤的回忆。所以那样的诗可一而不可再，大概写不出来了。
傅：“乡愁”更多的是化成了您内在的一种情结。
余：这几年我写过一些写实的散文。比如我去山东写了一篇蛮长的文章《山东甘旅》，同时我去了南京好几次，就写了一篇《金陵子弟江湖客》。我写那些文章，不再是当年孤悬在海外那种心境写《乡愁》可比的了。
傅：就是表达《乡愁》的方式变了。
余：不一样了。
傅：而且在作品当中表现“乡愁”跟《乡愁》诗那么直接强烈也不一样了，很自然地把“乡愁”化入了自己的精神，在精神命脉当中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诗文写作里，无须再用这种《乡愁》诗这样直接的表白方式抒发了。
余：对。比较深入到历史或者文化的层面，甚至于旅行的层面去了。
傅：《乡愁》如果借用余秋雨先生散文集的名字，就是“乡愁”某种程度上跨入了“文化苦旅”当中。您每一次从台湾回大陆，这种“乡愁”的感觉是不是在“苦旅当中”，都是自然而然的？
余：我写山东的文章叫《山东甘旅》，就是有意认为回来并不是“苦旅”，是一种“甘旅”。
傅：实际上，余秋雨先生的“苦旅”，也并不是说真的在旅途上的劳顿，多么样的苦旅。也是一种内在精神上有文化的感叹。您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您的这个“甜旅”也好，他的“苦旅”也好，都是相通的吗？
余：是强调点不同。傅：说到余秋雨，我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评价余秋雨的散文？怎么界定他的学者散文？您觉得余秋雨的散文跟您理想的现代散文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相辅的？
余：我想他所追求的散文是比较流畅的，当然带有感性的。因为他所写的比如三峡、周庄等等，是他所谓的到文化现场去看的一种感想，跟我所写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是带着一种游子归来的情怀。他是在大陆那么久，不过摆脱了“文革”，摆脱了早期意识形态，用中国文化的观点再来看文化现场。出发点不太一样。我觉得他的散文很好，是为他的“文化苦旅”来服务的，是为他的观点、为他的思想服务的。我写散文是为我的美感服务的。不太一样。
傅：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采访时间：2002年10月2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1）
傅光明
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海外华人“女”作家龙应台“先生”。龙先生您好，我想先从这个“先生”的称谓谈起，好像中国人习惯对有身份、有成就的女性称“先生”，表示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很多女性对于别人称呼自己“先生”好像也特别的乐意，我最熟悉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先生，她从来就愿意让人称呼她“先生”。我不知道您在最开始被人称“先生”的时候，是不是习惯，觉得它有男权的味道吗？
龙：我倒是对你一开头的时候介绍我为海外华人女作家挺有意见的，我想，作家就是作家，没有什么女作家、男作家。
傅：其实我这是特别刻意的。
龙：（笑……）故意惹我反感对不对？
傅：前面说一个“女”，后面一个“先生”，我是以此来引出这个话题。
龙：是，我在海外做演讲，譬如说在欧洲，如果有人跟我说话，一开口称我“先生”，那他大概百分之九十九是大陆的读者。有两种人称我“先生”，一种是大陆的读者；第二种在台湾，但在台湾只有中文系毕业的人会称“先生”。我自己倒是觉得完全无所谓，因为在中国文字的传统之中，对女性称“先生”——如果是用现在的女性主义的角色，你当然就可以批判他说：哦，有学问的就一定是“先生”，女性就不能以自己的性别也有学问或者有思想？！我倒是觉得，既然在传统上，“先生”就等于“女士”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没有什么区别。
傅：并没有刻意地喜欢别人称您“先生”好还是“女士”好？
龙：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傅：您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任上，有没有人称您官称，叫您“龙局长”？
龙：都是。
傅：都是叫您“龙局长”？
龙：对。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人们称 “局长”，和那种因为官位而显现出来的尊敬觉得挺不适应的。可是渐渐地进入了那个体制之后，我才发现，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尊敬的是一个官位，但事实上官位所代表的也就是社会所赋予你的那个沉重的责任。那么，人们尊敬这个位子上的人，其实就不见得是尊敬你个人，而是说这个位子是一个公器，那他是对于一个公器的尊重。这个公器就承载着一个群体的期待和相当沉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沉思，知道了这个之后，也挺坦然的。
傅：您有没有在别人称您“局长”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官”了？有一点文人气以外的官气了？
龙：这个就很复杂。因为，我其实在答应马英九回台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从来没想过，回来之后，看到报纸的标题叫做“龙应台做官”，还吃一惊：原来这就叫做官。你说自己是不是感觉到什么差别？我还是承认“局长”这个词在自己身上，我只感觉到责任。因为以前做知识分子的时候，即使是写文章也都是可以快意恩仇的批判的角色，但是一旦你是在工具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敢那么容易说话了，因为你说的东西就会变成事实，蛮可怕的，因此就会变得很小心。这个官位对我而言就完全是责任，至于说是不是变得“官气”或者其他，那些东西都是末流。
傅：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爱女权主义者。通过跟您接触，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女性化、很母性的、爱心很重的人。不过，您说您是从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心灵中打下的是中原文化、中国文化和男权价值体系的这种印记。对这种自身文化背景和女性意识的自觉，对您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成长和后来的写作有怎么样的影响？
龙：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尤其是在对于女性的自觉方面，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因为在做母亲之前，人是比较自我中心的——我想干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实现的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我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一边。譬如说我要写作或者是说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那个非常脆弱的幼小的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着你去帮他包尿布，他要吃，他生病了，他发烧，那你对这个小小的生命的责任其实远远超过你所有的对自我的追求。所以我做了母亲之后发现：哦，这就是一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