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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您觉得自己文风的改变，从《野火集》的那么犀利、那么凶悍，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厉害无比的龙应台，再到《人在欧洲》、《百年思索》文风上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和您自己做了母亲，有了这样育儿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龙：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有。怎么说呢，其实读《野火集》的读者要把《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并着看。为什么呢？那两本书是同时写的，读者会发现写《孩子，你慢慢来》的那个作者是温柔的不得了的一个女性，但是写《野火集》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张牙舞爪的、很厉害的人。读者以为是一前一后的改变，但其实不是的，它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做的事情，我右手写《野火集》，左手写《孩子，你慢慢来》。是大陆的出版有先后，所以这不是一个改变，是一个人强烈的理性和强烈的感性的同时存在，只不过《野火集》是我在面对外在的世界的时候那个冷静的龙应台，但这并不妨碍我和孩子玩、和朋友玩的另外那个自我。
傅：因为您爱孩子是属于爱到让孩子告饶的那个程度？
龙：（笑……）那是我自我解嘲啦……
傅：那么，您左手和右手同时并举的话，您是不是有意的要让读者接受一个作为女性的母性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犀利无比的社会批评家的龙应台？
龙：我觉得这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因为读者，尤其是中文的读者，本来在心目中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只有男性可以写这样的社会批评，女性就一定是写闺秀的文章。当然我不是有意故意要写什么样阳刚的文章给你看，来证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没那么无聊。只不过是自然而然地，我的逻辑的思路那一方面就出现了比较理性的、冷静的、沉思的文章，同时我有火热的感情，这种火热的感情是用其他的方式抒发，那么就有别的作品的出现。可能我的文字的呈现就是要打破读者心目中刻板的印象，事实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畅销作家他也写的是非常软绵绵的、温柔的东西，所以这个逻辑思考能力和性别不见得关系吧。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2）
傅：您在《野火集》的野火“龙卷风”风力最大的时候，却随夫去了德国，原因您在书中写过，您的德国先生事业拓展的余地和空间在台湾不是很大。您去了德国之后，您觉得那个时候您在德国的空间和拓展的余地会比在台湾大吗？
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想，只有想到去欧洲的话可能是为我开另外一扇窗，因为在那之前我对于美国比较认识，但是没有去过欧洲。去欧洲之前也会以为：反正西方就是西方，美国跟欧洲也一样吧。我跟我先生到了欧洲，心里是在想让我认识欧洲。是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去的，没有想到我自己的事业会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心里还有一点悲观，因为我看早期的在60年代离开台湾的那些作家，包括白先勇，出去了之后——“流亡”，就是一种内在的“流亡”吧。“流亡”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作家其实后来就没有作品出现了。所以我当时到欧洲去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安：哎呀，我这么一走，是不是以后也就没有文字了。当然后来发现文字还是继续地出来，自己也有一点压抑，现在如果回头来看的话，我会很感谢到欧洲那段时间，因为那是真正地为我开了另外一扇窗。而且到那儿之后，真是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西方当作一整块的观念来看，但是其实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那个差距之大，不小于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那对我自己又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傅：您那时候用“胡美丽”的笔名写了很多文章，是对台湾出现的男权意识和男权现象进行批判，那您随夫赴德，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觉得这是对男权主义的屈从？
龙：在我随夫赴德之前，是我先生随妻赴台。
傅：就是他赴台之后，感到很大的一种苦闷，因为他的事业发展觉得不是在台湾；那么您跟他去了德国之后，您有没有苦闷？
龙：有，当然有。因为作为一个汉语的作家，到了欧洲那个环境，是离开你自己的泥土的，所以有我刚刚说过的那种“失根”的危险，“失根”之后你就没有作品了。只不过其中有一个差别——我先生是经济、银行方面的，在台湾的时候，他的国际经济就没法发展下去了。但当你在是一个作者的时候，你的苦闷其实是创作者在另一种土壤的出现。我觉得这有一点黑色幽默了，所以我在欧洲后来那些文字的出现跟在欧洲的一种苦闷也有一定关系。
傅：您曾经有一个比喻，把在欧洲的那段时间比成一种自我放逐。
龙：是
傅：在离群索居中，在读书中求得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就是孤独的漫步，卢梭有《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孤独的漫步肯定是有益于思想的遐思，但同时这种苦闷怎么样解决？您后来的比如说同意接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有没有刻意地要摆脱一种苦闷、寂寞，来换一种别样的节奏和样式？
龙：恩……你说得很好。假定我当初没有自我放逐到欧洲去，而是在华文的世界里头，跟朋友来往很多，时不时又要演讲，时不时又要上电视，坐到这儿来座谈的话，可能后来发展的文字风格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以前我是对现实的直接批判、直接涉入，到后来其实渐渐的离现实越来越远，然后进入那个历史空间。这和自我放逐到欧洲的十三年的离群索居很有关系——因为只有你离群索居，你才有那样一个冷的距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充分的时间进入那个历史的纵深里头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现象；也因为离群索居和自我的放逐，才造就你一种边缘人的性格——这些全部都体现在我后来的文字之中。至于说1999年当马英九到德国来找我，请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要离开那个离群索居的状态？也许有，但是可能不明显。那个时候会回去，比较重大的原因是对自己的考验。那个时候我在问自己：龙应台，你对于社会观察了那么多年，对于文化的抽象理论写了这么多年，当今天这个机会来了，让你进入实践的那个场域里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说不定进入之后，你发现这十几年来所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错的，它经不起实践的考验！那个时候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不让自己害怕。
傅：把它看成是一个向自我挑战提供的机会？
龙：对，自我挑战，完全是自我挑战的原因。而且那个时候也抱着一种想法，就是说：龙应台，你这一去，恐怕最后是身败名裂。我有那种心理准备。
傅：做好了心理准备？
龙：对对。
傅：您在3年3个月零3天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任内，作品是写的少了。
龙：对，其实等于是没有。
傅：您作为一个局长，经历政治生涯，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可以说有很多的政治经历，这个是“得”；而作为一个文人，安身立命的东西应该是文学作品，这三年没有，可以说是“失”。您怎么评价这个得与失？
龙：就文学而言，那三年多完全不是“失”，为什么呢？有时候我跟马英九开玩笑说：我进到市政府的时候，我心里想是我这个文人进入到这个权力的内部来，我是在为台北市培养一个文化市长，我在影响他。但是三年之后我必须承认，他在培养一个作家，他把一个没有实务经验的作家丢到那个如狼似虎的实务经验的操作里去。当我出来之后，我是得到最多的，因为不但印证了我从前的一些信念，到底是需不需要调整，而且我本来是在一个距离之外看山，他让我进入那个树林里头去看到每一棵树，摸到树皮，看到每片树叶的叶纹，然后再退出来——那个三年就是我的人生补课。
傅：文学上并没有吃亏？
龙：（笑）根本没有吃亏。对。
傅：我知道您特别得喜欢《庄子》，《庄子》中有这样的思想，意思就是说真文人终身不仕。可以说您做了“仕”，或者说是一种别样的尝试。像李敖先生在您当局长之前曾经预言您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是您很完满地做完了，划了一个句号。您最开始毅然决然的接任和最后坚决的辞职，这两者相比较，心态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龙：当初毅然决然地接任是抱着一种决心，真的是自我挑战，也准备去身败名裂，因为政治很险恶，但是没有预料到走的时候那么难。在做“仕”的那三年多时间里，在台北首先是得到广大的台北市民非常非常真诚的支持，同时非常难得的是，文化界简直是牵着我的手走过这三年多。当然，我知道文化界的心理，他们也知道政治的险恶，觉得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里头做事情，大家都觉得：这简直就是石缝里头一片青绿的叶子，就怕他被践踏了。在那三年中得到了那么多的文化界的保护，走的时候，文化界想要留我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走得非常非常困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