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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忠螅愣阅掣錾锏母卸钦庋菹吕吹摹５俏颐敲扛鋈说幕净虿畈涣硕嗌伲�99％都是一样的，它就差这么一点点，但就这一点点就造成了个体的差别。
傅：那您觉得汉人、汉文化、汉文明是否具有一些血统性？
周：当然有啊！在某种意义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高度融合性和这种母性语体文化，它接纳了多少东西进来啊。它收容了多少部落，多少民族，形成今天这样的大民族，它是非常伟大的！它不伟大的话，怎么能越来越大呢。
傅：有容乃大。
周：它肯定在道德上，在某种意义的文明上，有很了不起的东西。否则它早四分五裂了。
傅：从咱们的考古发现上来看，中国的华夏古老文明，好像是从西北发源的。黄河文明的缘起似乎是在兰州附近。这点好像您在《游牧长城》里面都提到了。最后我跟您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今年《山西文学》第四期上有位大概是青年评论家，写了篇文章题为《周涛的末路》，文风略带调侃，大概意思是说您的文学感觉要比余秋雨好一些，玩了一把新边塞诗，然后就抵挡不住年轻一代的试验、先锋啊，然后被迫转向，去写散文，仓皇败下阵来。当时能够跻身当代几代散文家之列，而这几年来，灵性已经卖光，是在做一种疯狂的挣扎。从《山 河判断》里边可以看出来。您对这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是具有指摘性的评论怎么看？对他所说的是否认可？
周：年轻人童言无忌嘛，不必在意。他讲的话当然没有任何东西，是吧！这种讲法带有某种别的意思，我也知道。就是这些人，在一两年前，还在给我寄贺卡，写歌功颂德之言，寄书，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批评指正。一转眼，就跟自己原来做过的事不一样啦！180度啦！是不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不是都这样，有个别的人，我觉得有点穷凶极恶。你种一分地长一分粮食，靠胡说不行。那明明是东，你偏说是西，那就不是东西嘛。我的回答就是：不是东西，不需要理睬。我作为一个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我，只要他说的稍微沾一点边我都会接受。
（采访时间：2002年8月28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1）
傅光明
傅：余先生，您好。我在访周涛先生时，是从请他谈对自己人和文的定位开始。我今天依然想先问您这样两个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散文家，您对自己以及许多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觉得哪一个更准确，也就是您怎么样看待自己？
余：一个人有很多社会角色，其实很多定位就是说，你在社会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体现的身份确实是多元的。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个不对。比如说教师，我确实是教师。你说我是写散文的，也确实是。都对。而且，随着时间的不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角色最重要。比如前不久，我的一些博士生要毕业，要给他们做论文答辩的各种各样准备。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我每天所想、所做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要做的事情。
傅：一个纯学者。
余：而且是教授。有时候学者也不一定教书。而我是一个认认真真教书的，我还招生，今年也招了一些学生。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教师。有的时候，比如当我前些年在编《世界艺术大词典》的时候，那你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学者，因为这书绝对不是销畅书，是大词典嘛。
傅：您定位的这个角色也在不断的变化。
余：一个人不应该定在一个角色上。特别是现代，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如果你还精力富裕的话，应该尝试着了解社会各个迅疾的变化。这时候你的身份不是要去采访的作家，你应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样对社会的了解会比较广阔。
傅：就像您有的时候是教授，有的时候是学者，有的时候是旅行者，行者无疆的文人知识分子，有的时候还是电视青少年歌手大赛的评委。
余：对，都可以。每个身份都是正确的，不能说这个身份就压倒什么，在你不断做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这个身份是这样，不要叫错了。比如我在和凤凰卫视及其他一些传媒出去旅行的时候，身份非常明确，此时此刻就是电视人，千万不要摆出学者的派头来。你也同样一定要跟大家扛摄像机，同样要忙忙碌碌的。当天晚上我们可能住的地方找不到，你要和整个电视人的队伍一模一样，这个身份一定要确认。
傅：一旦加入了一个团队之后，就是团队的一分子。
余：对，而且你面对镜头的时候肯定是毫无准备的，因为今天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毫无准备的。马上要对镜头讲话，不能说像学者一样，我要准备几天，要看资料。这就不是个电视人了。身份一定要习惯这种转变。作为旅行者的时候，就要习惯于风餐露宿，要习惯于面对危难。这都需要有，你要对每天遇到的事情非常好奇。你的行李里面可能一本书也没有，因为你拿不动。我们去“千禧之旅”的时候，一个车里能够放多少书？放不了什么书。而且，中文书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英文书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所以这个时候你学者的身份是脱离了。这时你主要是旅行者，一个道道地地的旅行者。
我在作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我是道道地地的行政干部。这个时候如果我整天想着，下午想写一篇散文，这个就做不好了。你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是学校的建筑问题，是老师的工资问题，下岗的人怎么补助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做好。所以我觉得，身份多都可以。但是你每时每刻你要确定一个身份，而且把这个身份做道地了。
傅：当转变成另外一个身份之后，就要恰如其份地适合那个身份。
余：非常道地。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是这个身份，但你想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这样的话哪个身份也做不好，人家对你也会有一点感觉酸溜溜的。明明在和大家一起旅行，却老觉得自己是学者，没完没了，这烦不烦。明明人家开办公会议，你说我本生就是个教授。根本不能这么说，这不对。你今天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干部，就要是一个干部。身份要干脆。
傅：您的散文《文化苦旅》出版之后，可以说令一时洛阳纸贵，也给中国的散文界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评论界也有人说是为中国散文开拓了一种散文写作的新的境界。很多评论家也送您一个称谓——学者散文家。现在给散文加了很多的冠冕，有许多的提法，比如说学者散文、思想散文、大男人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等，不一而足。我想听听您怎样定位自己的散文。
余：在我们叫做文体学的领域里边，有不同的等级，有的人等级越高他划分得越简单，比如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级越低，他的划分越细致。我讲的等级越低，不是说说这个话的人文化等级底。在分类学上的等级，越细密它越小。我相信有的评论家为了自己论述的方便，他会营造和创造很多新的名词，来划分自己文体学上的等级。但是作为一个创造者，不要在乎。如果在乎的话，你会死在这个等级上，死在这个划分上。学者散文，我如果相信我是学者散文，我突然要写一篇回忆我祖母的文章，我就有点缩手缩脚了，因为这篇文章里边一点学问也没有。只是一个老奶奶。我因为毫无障碍，所以我也会随手写一篇有关我祖母的散文。
傅：如果自己有一个定性的话，反而容易把自己给限定死了。
余：限定死了。中国的散文界也不要做这种名词的游戏，就是谁是什么散文，谁是什么，这个也可能把你所评论的对象限死了，说傅光明就是写学者散文的。感觉他不像了，不像了就进行批评，你为什么后退了？其实你觉得很委屈。因为学者散文就是你们定的，我没讲过我一定是学者散文。我是个人，我什么都可以，回忆我小学的同学可以吧，回忆我的乡亲邻居可以吧，都可以。这里边没有任何学者痕迹，所以我对我的散文不做定位，甚至于夸大到这个程度，我在好几篇文章里讲，说我的文章不像散文也不要紧，你不叫我散文家也可以。我只是说我是写文章的人。我的有些文章如果按照散文的标准来看，好像太长了，比如我研究科举制度的文章，有近五万字。哪有这么长的散文，一篇散文五万字，好像有点学术论文了。但作论文来说，又不对，因为它有好多好多感性的概念。这样的话，只能说是一种文体交杂的文体，文体交杂的文章。文体交杂的文章怎么来划分不重要，就像我始终在讲，我在北京旅游的时候，我不在乎我现在脚是在海淀区还是在朝阳区，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是今天天气好，我在逛北京，到了哪个区不太重要。有的人就非常在乎，你到底今天上午到了哪三个区？我说我忘记了，我不太清楚。
傅：评论家有时就爱只揪住作家的某一点。
余：对，或者说，为什么他今天主要到了西边，他可能对东边的北京有偏见。不能这么划分。这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角度。散文也是这样，或者说散文不合适的话，文章也是这样，都可以。所以我一直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古人的散文观念。这你知道，古人的散文观念实在是很宽泛，他写的策论，就是上书给朝廷的一些奏折，很有文彩，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散文；他写给妻子的信，也可以当作散文；他的好多便条，也可以当作散文。这都可以当作散文，范围极其宽泛，即使有些是讲哲理的，他也当作散文。我们都算在散文的范畴里边，非韵文就变成散文了，就是不压韵就变成散文了，这个很宽泛。我们现在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