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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我们都算在散文的范畴里边，非韵文就变成散文了，就是不压韵就变成散文了，这个很宽泛。我们现在的散文研究家们，也可以在讲述的时候，谈论自己研究的对象应该怎么样。我也研究理论，我对他们也有劝告，干吗非要把给作家分类当作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2）
傅：不要把分类学的概念引进到对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类的散文家的界定上。
余：界定完了，等后来他离开了这个界定以后，你还生气。其实他本来就没有自己限定过，。我想讲的就是，文学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我们往往缺少思维的自由，至少要给我们文体上的自由。思维的自由当然不能轻易获得，文体的自由首先要给你。如果当思维的自由还没有获得，文学的自由还没有获得的时候，文体的自由也被剥夺的话，那文学的自由空气就太少太少了
傅：那就很可悲了。
余：对了。
傅：我记得60年代初，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台湾文坛第一个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号，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阐述自己散文理念的文章《剪掉散文的辫子》，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现代散文”的概念，强调散文的语言至少是要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他用这种语言来写作新的现代散文，或者叫一种新的学者散文。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你对海峡对岸的这位余先生的散文理念做何评价？
余：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演讲，他主持的。关系很好。他对我的散文也有过很好的评价。我的文章当中也经常引用他的文章，余光中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两个余是互相引用的。
傅：有英雄相惜的味道。
余：他年龄比我大，应该是我的前辈，我写散文的过程当中，受到过你所说的他当时提倡的“散文革命”以后他自己试范写的散文的很大影响，比如《听听那冷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非常喜欢他的质感和他的自由。但是我想我们两个人散文的写法有一点非常明显的不同是，他的信息比我的要密集，他的那种所谓奇幻的色彩比我的要丰富。这可能和他所在的比较密集的东南沿海的环境有关，他自己是福建永春人，现在住处在台湾这个环境。而我的散文写作是从甘肃敦煌那一带开始的，西北大漠是我散文的一个河床。这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的表述内容不一样，所以我的表述方法也有点不一样。我的散文和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相比，可能更苍凉一点，信号可能更不是那么密集。就是我执著于一个信号，会花很长时间，很大的篇幅围着这个图景，一直沉醉在里面。而余先生他可能比较快速地转移一种极有质感的艳丽的色彩，这都会有的。所以有一点区别。
傅：您在读余光中先生散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比如在用词上他有过于雕琢的地方。
余：这可能很难说过于雕琢，我自己认为很难说过于雕琢，因为文化是多元的，他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不会这么写的文章，但是我也还会喜欢。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我还会喜欢，我是喜欢他的这种，就像他自己讲的对这种文字的弹性感、文字的艳丽的讲究。而我可能走到了另外一路，就是我在长城得气，在沙漠得气，得的气是这种气，可能我非常追求这种茫然的气势，茫茫然然的气势。他比我更精巧，不一样的倒反而会互相欣赏。
傅：所以有的时候能看出来你的散文有一种苍惊的大气感。
余：对，有点不一样。
傅：余先生有时候用字很严谨、很漂亮、很讲究，但是有的读者不喜欢，觉得他好像有点小气，这就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了。
余：对。其实我的文字上大概还受过一个，你一定会感觉到有点很突然，就是我受到过叶圣陶先生的很大影响。我非常喜欢他文字的那种叫作完全是像给水洗过一样那种干净和朴实的、自然的、中老年的谈话方式。叶先生有这样的一种文章，但你看他的文字节奏又很好。所以我讲究那种洗掉了很多外在色彩的那种文字节奏。当然，叶先生他是炉火纯青了，他是老一辈的文化大师，我们经常读他的文章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很好的追慕感。我去追求这一种境界，不是仅仅追求叶先生，我可能追求很多，这才组合成你的很多喜欢，喜欢的一、喜欢的二、喜欢的三加在一起，最后平均数就是你自己。
傅：您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还有《行者无疆》，可以说是一个东方的文化旅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亚非古文明一种考察的文化结晶。您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您对这三种不同文明的优长和异同。
余：你刚才讲亚非文明，其实它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主的人类古文明的河床，这些文明大体上已经衰败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遥远的梦影，宏伟的遗迹。他们破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但是不可改变的共同事实是，基本上都已经衰落了。他们的辉煌是远年的记忆，他们的故地的后人其实已经血缘相杂，已经有外来的侵略者，已经混血了。所以不像中华文明好像还是一脉相承的。埃及金字塔下骑着胳驼的那些人和金字塔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是后来的阿拉伯人了。
傅：古老的、纯粹的亚非文明已经没有了。
余：没有了。他们给我们很多很多正面和反面的启示，过去的辉煌和他们衰败的原因，都是一些启示，由这个就想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和他们一比，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文明一直延绵到今天的一些原因，比如我曾经多次讲过的从整体上这个文明没有远征过，于是也不会被人家整体消灭。
傅：从来没有中断过。
余：对。同时它从来没有陷入过极端主义，它比较宽容，一直没有失去次序，大体上都按照着一定的次序来。比如它一直有人管理，管理者是经过科举考试的，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是根据儒家文化来。这个结构很好，延继下来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读孔子、孟子的书，好像还是在看我们的老前辈写给我们的信一样，那么亲切。而在古文明的地方，只有考古学家能够读懂其中极少数的字了，那个文明就已经破败，首先它在物质的条件上，文字已经传不下来了。
傅：就是说，您觉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跟它的有序关系非常大。
余：与有序的关系大，与反对极端的关系很大，而且与反对远征的关系也很大，所以它避免了战争的灾祸，避免了极端主义的灾祸，也避免了无序的灾祸，因此整体上它就延续下来了。但它就产生了很多老年病，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有很多老年病。比如我一再讲，我们中华文明在根底上特别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我曾经讲过，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印度的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希腊的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中国的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这思考的方位是不一样的，你看孔子的书、孟子的书，他考虑更多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他也想自然，但这个自然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自然不太一样。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3）
他不太谈神、鬼这些东西。应该说中国的哲人在当时他的思考路子是很健康，很清醒，很现实的。两千五百年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讲人和神的关系的地方神学非常发达；讲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地方，自然科学非常发达，他对自然的了解特别透；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地方，人际关系是个大资源，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的避病，这个避病我们感觉到了。梁漱溟先生在生前也曾经讲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文明一个重大的负担。
傅：所以我们，比如说从神话传说上来说，就不像古希腊有那么多美妙的神。中国似乎没有，有的就是庞杂的人际关系。
余：对。人际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系列电视剧里边，你看那些权术，人尽管是帝王化了，但其实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延伸，人际关系的极端化。这个人际关系实在是非常复杂。我们中国文明如果背着这么沉重的权术和人际关系要走下去的话，是非常难。
傅：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古老文明的局限性，弊病也可以说是局限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余：对。也影响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他们的好多文明是灭亡了，但是影响到我们对自然科学的进发。我们的文明对自然往往缺少发言权。同时也影响到我们没有很崇高的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艺术创作上很难出现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样一些特别伟大、宏伟的作品，他们的是宗教绘画、宗教音乐。我们比较少，我们特别人间。特别人间是非常现实，这个现实又加上人际关系的重担，就有可能是我们中华文明那么伟大，却那么让人家感到劳累的原因。两种都加在一起了，伟大是伟大，它留传到现在。
傅：伟大本身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
余：对，是一种包袱。所以现在如果三种文明相比较的话，中华文明要减轻自己这种人际关系上的负担。现在说第三种文明——欧洲文明，我觉得它很内秀。它发源于希腊文明，后来在罗马那个时代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它获得了复兴，那以后它就成了一种新的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欧洲文明。它在好多方面比我们都优秀，所以他们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