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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在赵先生同我谈他和世界级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曾提及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３０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最热闹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赵浩生不解其何以生出这种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贷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呢？
赵浩生沉思有顷，对董浩云也是对自己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
“回祖国，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１９６６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偕妇将雏，前驱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４０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名声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时间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8）
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60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97。52％，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1961年的299所增加到576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74。66％，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10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45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事件，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12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建筑，赵浩生在这座建筑前徘徊了许久/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作为《中央日报》的老记者，能于此次台湾之行中单独采访蒋介石，赵浩生已经感到此行不虚，身心俱慰了。然而在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后，儿女们一连串率直的问话，一下子又让他坠入无尽的惆怅。
儿女对赵浩生说：“爸，这就是中国吗？你不是说中国很大吗？”“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这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当飞机临近香港，赵浩生指着舷窗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蜿蜒海岸线，对儿女们说：“你们看，那云彩底下，海岸线勾勒出的那一大片陆地，都是中国。”
说到祖国，赵浩生话语多了起来：“在那爿大陆上，有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们爸爸和你们长得一样的中国人。爸爸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你们的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在那儿……”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呢？”孩子天真的问话，使赵浩生的眼眶湿润了，顿了顿，像是对儿女，也像是对自己说道：“现在还不能，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从此，赵浩生更关注着来自大陆的每一点讯息。196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他那四壁古籍的书房里，以旋转乾坤的智慧，运筹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在美国乒乓球对访华后，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新中国建立后，除1950年12月伍修权以特派代表的身份到过驻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中国政府再未正式派遣过一个政府官员或代表团前往美国。因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成为耸动一时的大新闻。
牵挂着祖国的赵浩生，带着夫人和儿女追逐着乒乓球队，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在赛场上，他第一次看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听到了久违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任自己的泪水顺两颊流淌。
1971年暑假期间，赵浩生夫妇去了法国，这是他们到过的第一个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座悬有五星红旗的建筑，这就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赵浩生心潮起伏。他在街上徘徊了许久，有时只需侧身几步就可叩到使馆的大门。可一想到自己曾是国民党党报的记者，想到自己美国的国籍，想到海外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报道，他既怕被中国方面当“反动派”排斥，又怕被美国方面视为中国特务，在瞻前顾后中失去了叩门的勇气。
几天后，他意外地看到了一场中国的影片《红旗渠》。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反映河南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使旱地变良田的纪录片。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深知道林县有�